高山流水：《科学·人文·未来》论坛实录

　　文学、哲学体系使人无限超越；科学则使人了解到自铁有限性后对知识能保持一种尊敬。当你接触到那些属于人类智慧累积而成的结晶时，在惶恐和焦虑中，将显出自己的无知。无论是使用骨刀的亚洲北极地区人，还是使用燧石刀的东亚人，抑或是使用燧石宽刃刀的凶诬也无论是古代人、近代人还是现代人，对于科技的追求从未停止过片刻。谈及科技与幸福的时候，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发展科技就是为了享受幸福。有了更多的新科技，人们就会收获更多的幸福……...

　　王蒙，生于北平。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 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 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6 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 “ 右派 ” ，在京郊劳动改造。 1978 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这时期著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小说集《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及若干诗集、散文集和文艺论集，均收入 10 卷本《王蒙文集》（华艺出版社 1……

除王小波、郑文光、郭以实、叶永烈等外，少有文学家受过自然科学、数学与逻辑学的良好教育，甚至，我以为，大多数作家和我差不多，基本上是科盲。这是中国文人常常激愤、失落、大言与现实脱节的原因之一，哪怕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
科学让我恐惧什么？这有点像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很难想像，今天还会有人不近情理地拒绝科学。19世纪的卢梭曾经谴责过科学。在他看来，科学和艺术导致了伤风败俗。然而，这种观点已经得不到多少人的赞同了。现今，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科学精神视为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优良品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作用的急剧增强，引发诸多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并已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和行动。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关于人—自然关系的思考，重新审视人—自然关系，建立当代新的理念，付之行动，是必要和重要的。
当古老的帝国被迫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从过去重点关心社会秩序转而更加关注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繁荣（换言之，就是更加关注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经济同国家安全、民族尊严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认识到了物质和经济的重要基础作用。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迅速凸现出来。
人的存在即有人文与科学的两种需要，也有人文与科学的两种性能。全面认识人的存在内涵及其潜能是人文的事，也是科学的事。但在人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有重视或强调此一面而忽视或抑制另一面的现象。但这只应看做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阶段面临的问题，而非人类整体及平衡发展的方向与需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