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乡话书

　　风俗是既有传统，又富有变化的；历史是时间的延续，不断前进的；文化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因为写了几本有关北京和《红楼梦》的风俗旧事的书，又参加拍了一部《红楼梦》电视剧，挂了一个“民俗指导”的衔，便被朋友们一会儿叫作“红学家，一会儿叫作“民俗学家”，真是感到惭愧得很，只不过比年轻朋友多活了几年，杂七杂八地看了几本无用的书，照《儒林外史》马二先生所说，都是些无用的“举业”，既不能做官，也个能发财，哪里配称什么“家”呢？只是爱好此道，喜欢结合书中所写，神游今古；结合生活经历，留心俗事赏鉴生活而已，岂敢望成家哉！现在民俗学是很摩登的，因为外国人也讲求此道，大范畴来讲：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小范畴来讲：宗教学、民俗学……具体到实际上，饮食、衣着、建筑、礼仪、婚丧、娱乐等等生活习惯，因国家、民族、地区而异。中国过去说：百里不同风。各地区差别都很大，至于个同民族、不同国家，那就各有传统，差异更大了。地区差异而外，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区之间，民族、国家之间，互相交流，不断变化着。距离越远，时代越长，差异越大，隔阂也越多，而人类又富于好奇心、求知欲，文化越发达，知识越广泛，来往越频繁，就越想多知道一些不同的奇风异俗，或以好古之心，想了解其历史；或以好奇之心，想探索其源流；或以爱美之心，鉴赏其表面；或以好善之心，雅爱其淳真……总之，人们对于这样一些知识学问感兴趣，去注意它，去研究它，出发点总是好的，对人们的文化生活，总是起到丰富作用的，对精神文明的建设说来也是有益的。民俗学来源于民俗，民俗来源于生活，这样说大概不会错。民俗按我国古语习惯，也可以说成是民间风俗，在历史传统上，虽然不大说民俗，而风俗却是说了有两千多年的老话。什么叫“风俗”，《汉书》中解释说：“凡民之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律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大抵人类的生活，总不外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自然的、二是人为的。前者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物产等等，后者如政治、宗教、教育、文化、战争等等。再加历史的因素，前者形成其传统特征，后者又促使其不断变化。这样“风俗”两字，概括的面更全更广，似较民俗的内涵更有概括性，因此如把进口的“民俗学”，转称为内销的“风俗学”，不是也很好吗？ 广阔的世界、悠久的历史，要把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的各种民俗或风俗了解个大概，这真是比一部“不知从何说起”的《二十四史》，还要“不知从何说起”，真所谓“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难免要望洋兴叹了。宏观既难，微观实也不易，有时候“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有时某地风俗中的一桩事，尽管好多人在做，却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手头有一本六十二年前顾颉刚先生编的《妙峰山》，这是当时北京延续了几百年的最盛大的庙会，年年四月庙会开时，有组织的朝山赶庙的善会以百数个计算，有组织的香客和自行前往的有多少万人。顾颉刚先生和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同仁特地组织调查团，去妙峰山做了一次实地调查，参加的人都写了调查记或日记，详细记录了看到的一切。但调查虽然详尽，却也只是表面的纷繁的现象，只是留下了历史的实录，供后人去想像其盛况。本质的东西也很难了解透彻，如提到宏观理论上来看，那也就更难了。顾颉刚先生归纳了两点：一是虔诚的迷信活动，“有了国家的雏形”；二是风景特别好，“能给进香者满足的美感”。前者是宗教、政治因素，后者是自然环境影响；前者是迷信的心理在支配，后者是愉快的感受在驱使。而在千千万万的进香者中，也并不完全是一致的心态，有的偏重于前者，有的偏重于后者，而其程度也各不一样，但不辞辛劳，朝山赶会的行动却是一致的，这就形成延续了几百年的妙峰山庙会盛况，作为民俗，它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作为风俗调查者，民俗研究者，就要微观它的表现，调查研究它的历史，想像分析它的成因，宏观它的社会影响，文化意义。或赞扬之、提倡之，或诱导之、改变之……我想这既是有趣的，又是有意义的，与然也是很难的，要踏踏实实读书、调查、研究、想像……总之，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风俗中每一桩小事，都有它广泛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群众基础，又有它岁月悠久的历史习惯，还有地理、物产、气候等等因素的良久影响，再有各种宗教、政治原因，在某些个时期，最后这种原因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我国历史讲，其特征政治总是主要的，宗教只是部分的，一直没有形成过全国的影响。）这些都能使好此者在某些小事上引起许多有趣的想像，比如近年发现的秦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是“俑”这一风俗的最大的表现，是极端迷信和专制政治的巨大表现，现代参观者有的人赞赏其伟大，这是人的某种本能迷信权势的表现；有的赞赏其精美，这是人的本能中爱美的感情的流露……这些感觉都是自觉不自觉产生表露出来的。如果以政治历史的知识看，就会联想到赢政的暴政和专制，单为他个人修个坟墓，尽管埋的是泥人，不是活人，也不知动用多少劳役，掠夺多少当时活人的财富，才修了这样的坟，试想当时被劳役的、被掠夺财富的人的家庭，有多少怨恨、悲剧、诅咒……有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今日参观，某些人可能唾骂之，又哪里值得赞叹呢？假如再从工艺上想像，则另有趣味，我先想那么许多大泥人，如果全是高手艺人去塑，那得要多少高手艺人，多少时间塑成呢？想像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想大概是模子脱的，先做成几十个模子，然后用胶泥去脱，这就可制造几百几千，方便多了。因此我联想到我小时候玩过的泥人模子，这小小的玩具，似乎和两千年前的秦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在风俗演变，源远流长中，这样一个小事物，细想起来，也多么有趣呢？ 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人吃饭用筷子，欧美等国人用刀、叉、勺，亚洲、非洲有些国家人吃饭用手抓。我有时主观设想这一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呢？大概是最早开始在篝火中取熟食时，中国等地先民多吃芋栗之类干果，用两个木棍一夹就可取出，随便敲敲壳就可食用；欧洲先民多在火中取食渔、猎动物，要用尖锐有叉的硬的枝权叉出，用锋利的石片切割；而南业及非洲等处热带先民，熟食较晚，多以手采野果充饥，这样年代久远，世界上就形成用刀义、用筷子。用手抓三种不同的吃饭的形式。生活所关，风俗所系，如何形成，年代久远，尤法考证了，想像其原因也很难了。现代科学，促使人类交往日渐频繁，相隔万里朝夕可至，因而风俗的差异、互相的隔阂，也不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隔阂也日见其缩小。即以用筷子而论，七十多年前，闻一多先生在美国留学时，他的房东老太太反复问他中国吃饭总是拿两根木棍吗？有一次吃通心面，又问他，难道吃面也用两根木棍吗？到此闻一多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一直以为用筷子也像用刀叉一样，是一只手拿一根。这就是风俗，也可以说是民俗的隔阂，时至今日，欧美到处都有中国菜馆，用筷子吃饭对在欧美大都市中的人说来，似乎已不稀奇了。民俗中不少活动，有迷信的成分，这和宗教的信仰是很难严格划分开的。如妙峰山庙会，便是这样。但对当时京、津二地手工业者及四乡农民，却是一种很健康的、有益身心的活动，不但使个人通过朝山的活动，身心双畅，而且培养了一种自觉热心公益事业的奉献精神，比强迫其做这做那，或空口说教，宣传其做这做那有效得多。因而重视、讲求、研究民俗，其意义更在于引导民众发展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民俗中落后的、愚昧的、甚至于很坏的、犯罪的成分都有，外国有，中国传统的也不少，要防止其沉渣泛起，就要从文化、教育入手，提倡、宣扬其好的方面，抑止，甚至防范、禁止其坏的东西。在提倡民俗学的同时，我想也必须注意到这点。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人，著名的民俗学家。曾为电视剧《红楼梦》的民俗顾问。他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定居上海，任华东电力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邓云乡教授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其著作多描绘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文化、民风民俗之变化，或明清以来文人文事钩沉，探究众说纷纭的历史文化现象，文笔隽永，富有情致，常道人之所未道。邓先生将其书斋命为“水流云在之室”，以云为精神故乡，读邓云乡，手中捧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往昔的历史和衰老垂危的生命。周汝昌曾言：邓氏已矣，或许竟可以视之为中国某种文化传统的断绝。“邓氏文章，今后怕是不会再有。没有人愿意写这种文章了，而且也没有能写这种文章的人了。”相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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