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清李汝珍著。全书一百回，写的是秀才唐敖游历海外的见闻和唐闺臣等一百个才女的故事。唐敖随妻弟林之洋出海游历是《镜花缘》一书的精彩部分，作品对两面国，无肠国、翼民国等虚幻国度的描绘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象和种种恶俗的不满与憎恶。《镜花缘》的进步思想倾向还表现在对妇女的尊重和反对男尊女卑上。在作者所描写的“女儿国”中，“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同情妇女、尊重女权的思想感情溢于言表，作者笔下的一百个女子都是巾帼英雄，她们或才情敏捷，或侠肠义胆，或深通医理，或长于数字，……对她们的热情歌颂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偷的否定。在写作上，由于作者采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运用奇异的幻想和大胆的夸张进行创作，因而形成《镜花缘》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本书是以上海点石斋版作底本，同时参照“裕德堂藏版”等版本进行校点校勘，希望能给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价廉物美的阅读本子。

革命功成，私中杂出，排斥清廷无遗力；甚且遮拾宫阃事，横肆讥议，识者喂焉。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至亿万斯年可矣，何至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敬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昔龙门司马氏作《史记》，蔚成一家言，其目光之卓越，见解之高超，为班、范以下诸人所未及，而后世且以谤史讥之；乌有不问是非，不辨善恶……

《隋唐演义》是清代康熙年间，褚人获[字稼轩，又字学稼，号石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根据明代的《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等书及民间传说加工改写而成。全书以隋朝的灭亡，唐朝的兴衰为主线，辅之以隋炀帝、朱贵儿与唐明皇、杨贵妃的两世姻缘，把纷繁的历史事件、趣闻轶说融为一体，细致地展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宫闱生活。隋炀帝在位十九年，曾三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又每年调集民工数百万人营建东宫、开凿运河、修筑长城，搞得民不聊生。隋末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隋唐演义》也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实况，并成功地塑造了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等一大批反隋英雄。《隋唐演义》问世后，广为流传，成为同类小说中颇具影响的传世佳作。

《东周列国志》是明末作家冯梦龙依据史传对前人所作《列国志传》加以修改订正而成。《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结束，至秦统一六国，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东周列国志》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制约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因素。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如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正直、忠贞、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义士，同时，更勾画了一些昏聩残暴、荒淫无耻的帝王、诸侯统治者和贪婪、奸诈、阴险的佞臣小人。《东周列国志》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春秋战国这段历史的极佳通俗读本。

版权页题：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全书共一百二十回。前二十回以“狸猫换太子”故事为引子，叙述包拯成长、入仕，断案折狱，平反宫冤，迎归“国母”，最后以惩治李保作结。第二十八回至第六十八回，以南侠、“御猫”展昭同“五义”之一的锦毛鼠白玉堂之间“猫鼠”争雄为线索，写“五义”归附包拯，以及包拯同众侠客义士保护范仲禹、颜查散等年轻清官，同奸臣庞太师及其爪牙的斗争。后五十二回以颜查散巡按襄阳为中心，写众侠义同叛逆襄阳王及其党羽的斗争。书中较好地塑造了包拯、颜查散等清官刚正不阿、不畏豪贵的形象，着力描绘了行侠仗义、嫉恶如仇的众侠客义士剪除邪恶的品质，同时也从反面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和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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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或文韬武略，或弹琴吹箫——在社会上谋生。特别是当时诸侯纷争，各路诸侯招揽门客，盛行养士之风，更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在士阶层中，以儒、侠两家最有号召力，韩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并列，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关“侠”一词的最早记载。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们，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无疑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当苦难和不平压过来时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记载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文学提供了生活原型，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司马迁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洳还煊谡澹黄溲员匦牛湫斜毓雅当爻希话淝８笆恐i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而为武侠文学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武侠小说自始至今一直贯穿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杀秦王赢政的事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武侠小说也在唐代成熟，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无双传》等等，都是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它们所塑造的剑侠形象，不但反映了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侧面，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武侠小说的光辉范本和丰富资料，提供了可资鉴借的艺术描写手段，影响所及，直至目前。武侠小说自从唐代正式登上文学殿堂以后，就以独特的文化蕴味和审美情趣争得自己在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地位。宋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像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就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当然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本身的涵义。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声，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他文学样式，其中武侠小说尤以为甚，形成了所谓的狂潮期，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引起批评家的不满。然而，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戏笔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艺术性，但仍有许多作家像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李寿民、宫白羽、郑证因等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造就了旧派武侠小说相当灿烂的的局面。50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再度繁荣，一时名家辈出，特别是产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他们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又吸收引进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以创作武侠小说为事业，以提高武侠小说品位为目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把武侠小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连以前有偏见和鄙视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武侠文学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曝日闲谈，优秀的武侠作品同样可以跻身于文学名著之列。文学创作的成就不受题材的限制，只要运用典型化的语言，反映了社会历史现实，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都会在文学之林高高耸立，卓尔不群。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涌入大陆，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陆武侠文学创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对总结武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指导阅读和创作，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相信不远的将来，定会有优秀的武侠作品出现。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好的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失去了通俗性和广大的读者队伍，武侠小说就丧失了生命力，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绝不是媚俗，大众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炉。其作者应是厚积而后薄发。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层次的各色人等的喜爱。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很难，非大手笔不能。正因为武侠小说要通俗，要面对大众，所以还有一个如何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问题。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将上上之作推荐给读者，不但是小说家的任务，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选旧派武侠小说几十种，出版《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为读者提供经典名著，被誉为书界盛事。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读者开始面对武侠小说思索和求精求细的时候，以大勇气大魄力推出《中国侠义经典系列》，无疑为研究界和读书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谓功高武林，德被读者，值得大书特书。这一批所选的《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八种、选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确的校点和典雅的装帧，无愧于“侠义经典”四字。再言圣上在驴上，心中暗想，说：“我前次私访，获五虎庄的恶霸。今日览奏，不知前三门外土教匪徒在于何处？”正思想间，已至顺治门大街。忽听纷纷传言：“兴顺镖店亮镖！”圣上不知亮镖是何缘故，心中暗想：“必是人吃的胖，要亮亮膘头儿，联不免前去一看。”随跟众人一直往南，见大街南头路东人烟稠密，举目一看，有一高大席棚，悬挂花红甚多。也有书写“陶朱事业”及“本固枝荣”等字，下款俱是士、农、工、商有名之人。大门上有泥金匾一块，双插金花，上写：“兴顺镖店”四字，乃系名人之笔。圣上看罢下驴，将驴拴在隔壁粮店门口，手拿鞭子，分开众人，往内便走。进了大门，坐在大板凳上观看。只见以东为上，上房五间，前出廊后出厦，满窗户玻璃，照耀眼目。南边雪白的院墙，当中有绿屏门四扇，上写“斋庄中正”。南边还有院落，北房五间，直通北后院。门里的影壁尚未修齐。有一个秃瓦匠，身穿白棉绸裤褂，漂白袜子，青缎子实纳帮皂鞋，年有四十来岁，细眉圆眼，手拿瓦刀在那里抹灰。又有小工一个，身躯胖大，穿的是茧绸裤褂，山东皂鞋；身高八尺，面如紫玉，扫帚眉，大环眼，平脑瓜顶儿；手拿九斤十二两大瓦刀，在那里煮灰；裤腰带上头，带着荸荠扁的咂壶一个。又见天棚底下摆着刀枪架子两个，两边有十八般兵器，件件皆精。北房前有八仙桌儿三张，上铺猩猩红毡，摆定元宝无数。圣上看毕，并不知里面是何等买卖，只听南院内划拳行令之声，十分热闹。从东上房走出一人，年约二十有余，身穿白鸡皮绉小褂，青洋绉中衣，紫花布袜子，青缎子双脸鞋，腰系青洋绉褡包，上绣团鹤斗蜜蜂儿；黄尖尖的头发，小紧辫；甜浆粥的脸蛋，垂糖麻花的鼻子；两道杨眉，一双马眼，配着两个糖耳朵；手拿小藤子鞭，横眉立目来至圣上面前，说：“老头儿走开吧，别在这坐着！”圣上抬头一看，这小子就打了一个冷战，倒抽一口凉气。见圣上身穿宁绸古铜色齐袖大衫，篆底官靴，长眉阔目，准头丰满，一部银髯，天武神威，气相不俗，必非平等之人。看罢，忙带笑开言：“我当是谁，原来是老爷子。我叫小秦椒胡老大，你不知道我吧？里边坐着。”圣上并不答言。那小子转身方才要走，忽听外面有人说：“老爷行好，有剩饭无有？赏给我兄妹两个一碗半碗。”圣上回头一看，见来了一男一女，那男子约有二十有余，面带病形。女子低头不语，五官倒也端正，钗荆裙布，窄小弓鞋，虽无倾国倾城之貌，亦有羞花避月之容。圣上看罢，心中暗想：“各省大吏，年年进奏五谷丰收。我辇毂之下，谁知也有乞讨之人！看这二人之貌，并非久作乞丐，其中必有缘故。我朕出来可惜未带银两，若带银两，必定问明，周济周济他二人。”正想之间，见看门的小秦椒胡大，手举一藤鞭，照那乞丐劈？肪痛颉Ｄ侨嘶故郑蝗∏亟反虻乖诘亍Ｐ∏亟芬徽蠹λ担骸澳慊够岚咽坡穑磕隳钜桓鱿哺瓒腋阋话偾！蹦侨怂担骸拔也换崮钕哺瑁莸煤担？这小子往那人身背后一瞧，见一女子十分美貌，怎见得？有赞为证：发似青丝面芙蓉，鼻如悬胆耳似弓。樱桃小嘴含碎玉，天庭饱满地阁丰。淡淡春山含秀气，玲玲秋水透聪明。身穿布衣多齐正，裙下金莲一拧拧。衫袖半吞描花腕，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水笔丹青画不成。

《东周列国志》在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是一部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白话本，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余邵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加以修改订正，润色加工，成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洌淘哦源耸橛肿髁诵薷模抖芰泄尽贰？《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结束（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秦汉前的一些史家为了某种原则立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有时会隐而不言，把意思深藏在记述的文字中，没有一定见地的人，很难发觉，更谈不上理解了。这部书的通俗之处，正是将那暗礁一样的文字弄得水落石出，大家一看便心知眼明，种种是非善恶，忠好智愚，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作者编写此书的用意，也是他们对后人的贡献。《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道义是对无意的阐发，天意就是民心。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这种人本主义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事为人的标准和榜样。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人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与这些正面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也塑造了一些昏聩、残暴、荒淫无耻的帝王、诸侯等统治者，和贪婪、奸诈。阴险的佞臣小人。作者对他们揭露与鞭挞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融入情节的进展之中。

蔡东潘的作品用章回体，取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用白话，取其浅显易懂。这些，他和明清以来的“演义”作家并无区别。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蔡东藩自幼爱好历史，熟读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对中国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甚至养成了“考据癣”。他写历史演义，“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蔡东藩不屈于强权，宁可不写，决不伪造历史，表现出历史家的可贵操守。他的书，努力寻求历代兴亡“关键”，劝善惩恶，褒是斥非，洋溢着鲜明的历史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精神。读蔡著，既可轻松愉快地获得历史知识，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启迪。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考中秀才。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发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于1911年称病归里。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抗日战争爆发，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清朝末年，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民国时期，此风相船，小说创作日趋势繁荣。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10年间，他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义》，总计约七百余万字，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出版以后，迅速风行，多次再版。昔石晋刘昫暨史官张昭远等，纂成唐史二百卷，历述唐朝二百九十年事，后人少之，谓其纪次无法，事实零落，于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复出新编，都二百二十五卷，计十有七年而始成，主其事者为欧阳修宋祁。夫欧宋为北宋名儒，视刘昫张昭远辈，文名较盛，又经十余载之征文考献，凡五代时之未曾刊行者，至此已尽流传，据以参证，应得精详。况草创者难为力，润色者易为功，得新掩旧，可不待言。然议者犹讥其用字奇涩，未免不文，刊削诏令，不无太略，甚矣作史之难也！顾作史固难，读史亦难。《旧唐书》凡二百卷，《新唐书》且多至二百二十五卷，畴能一一尽窥，阅读无遗？外此如孙甫之《唐史记》，赵瞻之《唐春秋》，陈彭年之《唐纪》，袁枢之《唐史纪事本末》，或百卷数十卷不等，即终日埋案披览不辍，恐亦未能悉诵也。后生小子，学识有限，欲取唐史而尽读之，匪惟不暇，抑病未能，乃转而采诸坊间诸旧小说，如所谓《隋唐演义》《说唐全传》《薛家将》《征东》《征西》《罗通扫北》以及《西游记》《长生殿》《镜花缘》《绿牡丹》诸书，日夕展览，目为实迹，庸讵知其语出无稽，事多伪造，增人智识则不足，乱人心术且有余耶！鄙人不敏，曾举宋元明清诸史事，编为通俗演义，陆续印行，海内大雅，不讥弇陋，且谓可得通俗教育之助，爰再逆流而上，就唐事以为演述，共成百回，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薛仁贵立绩天山，岂藉子妇？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惟书成仓猝，未经重订，亥豕鲁鱼，在所不免，匡我未逮，是所望于海内诸史学家！中华民国十有一年，岁次壬戍夏正重九之辰，古越蔡东帆自序于临江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