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故事来自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僧人玄奘历尽艰难险阻，到印度取经的真实事迹，唐僧取经的故事，600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经过无数人的创造、取舍、增删、修改、加工，吴承恩成了最后的集大成者。全书共100回，41个故事。《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方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将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形象化为妖魔鬼怪所设置的八十一难，以动物幻化的有情的精怪生动地表现了无情的山川的险阻，并以降妖服怪歌赞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小说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水浒传》的思想成就和艺术精华主要体现在前七十回之中，作者生动描绘众多英雄好汉，尤其是宋江、林冲、武松和鲁智深、李逵、杨志等人被迫落草、逼上梁山的曲折历程，揄扬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团结一致“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同时又打家劫寨，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水浒传》是一部长篇英雄传奇，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是以宋江起义故事为线索创作出来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时期，《宋史》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等都有记载。从南宋起，宋江起义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醉翁谈录》记载了一些独立的有关水浒英雄的传说，《大宋宣和遗事》把许多水浒故事联缀起来，和长篇小说已经很接近。元代出现了不少水浒戏，一批梁山英雄作为舞台形象出现。《水浒传》是宋江起义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水浒传》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之一。它产生于明代，是在宋、元以来有关水浒的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由作者加工整理、创作而成的。全书以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主要题材，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悲壮画卷。作品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揭露了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成功地塑造了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阮小七等一批英雄人物。小说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但作品歌颂、美化宋江，鼓吹“忠义”和“替天行道”，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

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江南应天府名士章莹，别号秋谷，寄居苏州常熟县。他生得长身玉立，又胸罗星斗，倚马万言。虽然已娶妻张氏，但他认为是平庸女子，便动了寻花问柳的念头，前往苏州闲游。秋谷一到苏州，就成了歌楼酒肆、戏院妓馆的常客，先是结识了歌妓许宝琴，继之又与名妓金月兰厮，夜夜倚翠偎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九尾归》是晚清“狭邪小说”的殿后之作。它暴露了上海烟花之地的丑恶与黑暗，对官僚的狭妓荒淫也有所批判，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彭公案》是《施公案》的姊妹篇，所讲故事发生在《施公案》故事之前，而成书在《施公案》之后。早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北京已有侠义英雄助彭鹏（康熙朝名臣，实有其人）办案故事和单本彭公戏流传，后说书人将其敷衍成评书《彭公案》，一续再续，篇幅越拉越长。是书主要讲侠义英雄除暴安良行径，很少彭公断案事，故又以《安良传》称之。北京评书艺人讲说《彭公案》向分两派：一派以任俊山为代表称任派，讲到后半部彭鹏奉旨西征西夏，无马玉龙这个英雄人物，称“忠义西巡”。另一派以黄诚志为代表，称黄派，黄对全书进行了一番剪裁整理，说后半部彭鹏西征，以马玉龙为书胆，称“龙虎西巡”。光绪十七年（1891）有署名贪梦道人者将《彭公案》付梓行世，从其内容、行文、语言看，是将黄派《彭公案》的道儿活略加整理，有情节重沓、语多不通之病。《彭公案》的故事梗概为：彭鹏在三河县知县任上，拿获恶霸左青龙。左之同党武文华买通朝中言官罢了彭鹏官职。义侠李七侯邀集绿林英雄为彭复官奔走；为此，黄三太指镖借银，镖打窦尔敦。彭公复官后，黄三太拿获武文华，又在京师镖打猛虎救驾，得康熙御赐黄马褂。杨香武慕其所为，盗得御用九龙杯，却又失落。彭鹏奉旨命黄三太寻杯，黄、杨火烧避侠庄，盗回御杯。彭鹏被擢升为河南总督，在欧阳德、张耀宗、徐胜等协助下，破紫金山、宋家堡，平叛有功，迁兵部尚书，奉旨查办大同事务。一路斩奸锄恶，于溪皇庄拿花得雨，鸡鸣驿逐九花娘，至大同赖义侠纪有德之助大破画春园，擒叛臣傅国恩。其后又破剑峰山、福丞寺。石铸盗走御用桃花玉马。彭鹏借伍氏三雄之力擒收石铸。西夏反叛，彭公奉旨西巡，英雄马玉龙出世。西巡至永城，彭鹏被劫，众英雄破红龙涧救彭，杀贼戴奎章。彭鹏在马玉龙、胜奎、邱成、石铸、武杰等护卫下，与和尚飞云、道士清风、马道玄等展开反复较量，旋破清水寨擒马玉山。马玉龙等里应外合，倒反佟家坞，捉八卦教主佟金桂；于会仙亭大战，擒八卦教余党韩登。马玉龙误陷连环寨孽龙潭。金清率四十八路人马，在青莲岛与众英雄交兵。马玉龙返回，捉金清，平连环寨。欧阳德出家，云游天下，助马玉龙等破大小狼山。贺兰山金枪大王白起戈欲犯中原，在四角山摆设牧羊阵，彭鹏率众英雄三打牧羊阵，阵破贼降，逃匿于此的飞云、清风、周百灵等俱被擒获。彭公等还朝，康熙帝赏赐有加。

《女仙外史》，又名《大明女仙传》、《石头魂》，清代吕熊著。这是一部反映明初农民起义女领袖唐赛儿事迹的长篇神魔小说。书云矢狼星调戏嫦娥下界为大明燕王朱棣，嫦娥愤而投胎于山东蒲台唐氏之家，即唐赛儿。月宫诸仙也先后前来辅佐。赛儿得天书宝剑，苦练成功，济贫助弱，结识豪杰，准备起事。时，洪武崩，建文帝即位。燕王起兵南下，建文帝僧装出逃，南京陷落，燕王即位。唐赛儿以勤王之名起义，攻陷青州、济南。各路英雄闻讯来归。剑仙聂隐娘、公孙大娘等也下界相助。赛儿率军北上，燕王震惊，欲重礼聘赛儿为正宫，遭拒。几番鏖战，义军逼近北京，与助燕的道人、法师展开了神魔斗法。永乐22年，燕王征漠北车手凯旋途中，赛儿也白日飞升回月宫。本书富有浪漫色彩地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独特的巾帼英雄形象，对后世小说如《红楼梦》、《镜花缘》颇有影响。

《明代公案》这部短篇小说集，包括一百个包公断案的故事，脱胎于明代万历年间另一部以包公为主角的小说集《百家公案》。小说巧借传奇手法，将包公的历次微服私访、梦兆，乃至阴间地府的鬼故事融合一起，把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生的种种公案都加到包拯身上，使他的断案显示出亦神亦仙的离奇效果。这些故事情节曲折，内容广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描绘。包公在断案时表现出的超异智能，甚至得到胡适的赞赏，胡适把他称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一部以神话为题材的伟大的浪漫主义长篇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浪漫主义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它的成书同《三国》《水浒》一样是作者在民间与文人中流传近700年的同类传说基础上而完成的。唐太宗贞观三年，青年僧人玄奘只身赴天竺（印度）取经，历时17年，行程数万里，取回675部经文；后弟子辨机辑成《大唐西域记》，门徒慧立、彦宗又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神化玄奘。南宋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粗具规模；元末明初《西游记平话》（已佚）更加完整，可能是吴承恩据以加工的一个重要底本；元末明初还有许多“西游记戏”，它们都是吴承恩最终编撰完成《西游记》的基础。《西游记》的情节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1～7回写孙悟空的出世与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它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大闹三界、蔑视皇权、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的理想英雄孙悟空的光辉形象。第8～12回写唐僧身世、太宗入冤、取经缘由，这是故事发展的过渡情节，起着将故事推向孙悟空护送唐僧西天取经情节的作用，但表现了浓厚的宗教迷信观念。第13～100回写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共同护送唐僧西天取经，斩妖除怪，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师徒四人都修成正果。该部分的孙悟空已非叛逆者形象，乃是一个勇往直前、嫉恶如仇、为民除害除暴的英雄。孙悟空是该书的真正主人公，唐僧退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是一位集中了封建儒士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并且受到作者讽刺的一个人物。猪八戒是全书中最重要的喜剧性的陪衬人物，他憨厚纯朴，虽对敌斗争有时畏缩不前但从不屈服投降，他也有明显的不足，好鱼嘴馋、自私偷懒、拨弄是非、弄巧成拙等，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小私有者的性格特征，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该书的思想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主人公孙悟空争取自由、除暴安良、破坏既定秩序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蔑视权贵，敢于向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和征服自然、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第二，通过对神魔妖怪、邪恶势力的描绘，寄托了作者对社会的激愤和讽喻现实的创作意图。但是，作品还存在着佛法无边的宗教思想、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和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等糟粕。该书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首先表现在以丰富奇特的想象力把自然社会幻想化，将天上人间、神魔妖怪与世态人情融化交合在一起，在荒诞与怪异中表现社会生活的现象与本质，使之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神魔小说的高峰。其次，形成了幽默诙谐、生动活泼的艺术风格，能使读者轻松愉快地完成艺术的欣赏。

《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书，里面藏有许多有趣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像我们经常听说的“共工触山”“夸父追日”“刑天断首”“羿射十日”“女娲造人”“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故事，就出自于《山海经》。《山海经》全书共十八篇，分为《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山经》共五篇，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海经》共十三篇，其下又分《海外经》四篇、《海内部》四篇、《大荒经》四篇和又一篇的《海内经》。

在中国小说史上，《孽海花》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名著。它的出版，曾于20世纪初期的文坛引起轰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再版10余次，“行销10万部左右，独创记录”（范烟桥《孽海花侧记》）。专家的评论亦颇为热烈，著名小说研究专家蒋瑞藻在《小说枝谈》中，转引《负暄琐语》的评论说：“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一代古文大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林琴南，对之推崇备至，“叹为奇绝”。鲁迅对此书亦多有褒扬。然而，不同的声音亦复有所闻：胡适以为：“《孽海花》一书……但可居第二流”。一部小说不仅引起一般读者的广泛兴趣，以至一版再版，并且招来诸多文化名人评头品足，这确乎是一件极有趣的现象。我们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放开自己的眼光去鉴赏，去评判。为了有助于朋友们阅读，不妨对作者的经历，成书的过程，以及小说诸般特征略作评介如下：作者曾朴，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等。江苏常熟人。生于1872年，卒于1935年。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曾朴又是一个生性敏感、热心国事之人，因此而随时代大潮的激荡而沉浮。他19岁即考中秀才，次年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名震乡里。转年即赴京应试，却因试卷墨污而名落孙山。随即捐官内阁中书，留京供职。越2年，爆发了甲午海战，中国一败涂地，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国人震惊。曾朴怀抱忧国忧民之志，难耐内阁中书的闲散空旷，立志进入外交界，以实现“为国宣劳”的人生理想。为此，而入同文馆学习法文。至1896年，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招考章京，曾朴虽以“异才”而闻名京师，却因不为内阁衙门保举而不得应试资格。其壮志难酬，悲愤至极，拂袖出京而去。次年，至上海创办实业，适逢谭嗣同、林旭等维新志士聚集沪上，谋划变法革新。曾朴为之所动，与谭、林诸君朝夕相聚，筹谋新政。1808年，应康有为、梁启超相召，谭、林等北上京师。曾朴则因父亲丧葬琐事尚未料理清楚而滞留沪上。不久，变法失败，谭、林诸君殉难。曾朴闻讯不胜惊恐，迅即由泸返乡。乡居期间，与开明士绅丁祖荫、徐念慈、张鸿等人，倡导新式教育，虽遭顽固势力百般阻挠，但最终还是冲决各种阻力，创办了常熟第一所小学。又自办日文讲习班，聘日籍教师任课。1903年再赴上海，经营茧丝业，因受外丝倾销的冲击，折本而罢。次年，转入出版业，创办“小说林社”，出版中外小说。1907年又创办《小说林》月刊。1908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出版社被迫关闭。即在曾朴从事出版业的同时，亦未曾中断政治活动，他曾参加张謇、孟昭常等人为中心的预备立宪公会，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制。到1909年，清政府已处四面楚歌的境地，曾朴却应大官僚端方之聘，进入两江总督衙门，做了幕僚。次年，又因端方保荐，以候补知府身份，先后在杭州、宁波任职。辛亥革命后，被选为江苏省议员，又历任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江苏，才终止了官场生涯。1927年重操旧业，创办“真善美”书店，并出版发行《真善美》杂志。至1931年，复以资金不能流转而歇业。随即由泸返乡，4年后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终其一生，始终热衷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著述达数10种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声中外，艺术魅力历久而不衰。《孽海花》的成书过程，亦如同它的作者人生历程那样，复杂而又曲折。第一、二回发表于1904年留日青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第8期，而作者并不是曾朴而是金松岑。金氏以爱自由者为笔名刊发两回之后，又写成4回，遂以6回书稿寄送好友曾朴商酌。曾朴以为题材尚好，只是格局过于狭隘，建议作大的修改，使之“尽量容纳30年来的历史”。金氏以为写小说非己所长，则顺水推舟，任由曾朴去修改、续写。曾朴遂埋首案头3月余，得20回（含对金氏6回彻底改写）。1905年由日本翔鸾社分两集出版发行。至1930年，续写至35回，其中前20回于1928年由真善美书店再版，依然分作两集。后15回则由《真善美》杂志陆续刊发。1931年将此15回的前10回结集，由真善美书店出版，是为第3集。继而，又将3集合为一册出版。简而言之，合刊后的版本为30回，后5回并未放入其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出版的宝文堂本，1956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以及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本，都是30回本。直到1962年，中华书局才将后5回作为附录增入出版，是为增订本。《孽海花》内容繁富，时间跨度大，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作者对其创作意图的剖白，对我们颇有启发。《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30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30年历史的本质内容，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而所谓历史小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孽海花》所表现的30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慈禧将自己的外甥女塞给光绪立为皇后，以为耳目，而光绪所宠爱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从此东、西宫争宠的闹剧愈演愈烈。东、西宫争宠，实质是光绪与慈禧争权的表现形式。后来，外间传言，鱼阳伯行贿皇妃，谋上海道肥缺。慈禧就借机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为贵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后的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直至清王朝覆亡，都与帝后失和相关联。不过，戊戌政变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拟写计划之内，而并未付诸实施。小说是如何表现30年来思想文化的变迁呢？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此亦有明确的揭示：“写雅叙（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的足迹。”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处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诀，陆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时代风云的激荡毕竟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锐的通达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除举子业之外，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而且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第2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叙及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番话足以振聋发聩，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时代毕竟前进了，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已远远不足以敷用，洋务思想应运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变之迹甚明。然而，洋务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认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科技的进步，而无视其政治体制较之封建专制亦同样具有的进步性和优越性。这种轻本而重末的致命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益为人们所认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实质内容的维新变法的思潮。到18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从第2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18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20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小说写到第29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19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海军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居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当如何呢？第29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比之于维新思想来得更为激烈，亦更为切实！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第29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试图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且不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子以及惟知买进卖出、胆小怕死的商贩，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然而，《孽海花》并未及此便匆忙收场。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30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延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当然，历史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即使它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达270余人），但是，绝不可把它与历史生活本身等量齐观。它毕竟是一部精心结撰的“奇妙与真实”结合的文学作品，作者以状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赵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30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熔铸成篇。《孽海花》的结构颇具独创性。作者曾对此作过极为形象而确切的比喻。“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地）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孽海花》作为历史小说，刻划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国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同时，又借鉴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手法，以写实笔法评说事件、权衡人物。即使对威毅伯（影射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亦绝非一概骂倒，既写他在甲午海战中负有“因循坐误”的历史责任，又不是把失败的全部责任统统归咎于他，西太后挪用“一国命脉所系”的海军经费，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写他害怕开战的胆怯心理，又写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既写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而遭到国人唾骂，又从深层次写出签约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贫弱。总之，在作者笔下，威毅伯不是一个被简单化、脸谱化了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艺术形象。《孽海花》在艺术方面，亦多有不足之处。其结构虽云工巧，独创性亦显而易见，但是，把30年间历史重大事件连结于金、傅婚姻生活故事这条主线，终难免有牵强之处。然而，所有这些终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

晚清小说。亦称《施公案传》、《施案奇闻》、《百断奇观》未著撰人。大约由于其故事始于说书，后经文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现存道光四年刊本，有嘉庆三年序文，可推知它大约成书于乾隆、嘉庆年间。现尚存多种道光年间的刻本。小说从施仕纶作扬州府江都县令写起，到升任通州仓上总督时止。所作之事，不外“审案”和“剿寇”。情节比明代公案小说稍加曲折，断案之外，又有私访遇险之事。书中大小十余案，大都靠托梦显灵、鬼神鉴察来解决，灵怪色彩很浓。剿杀“黄河套水寇”刘六、刘七，恶虎庄的武天虬、濮天雕，手段残忍狠毒，表现了维护忠孝节义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明显倾向。小说的另一主要人物为侠客黄天霸。黄出身“绿林”，行刺施公被擒，自称“改邪归正”：改名施忠，充当官家的护院和走卒。他与昔日的绿林朋友反目成仇，定计斩决十二寇，逼杀结义兄嫂，邀功请赏。这一人物的塑造，意在使安暴济民的“侠客”和致君泽民的“忠义”结合起来，把“侠客”变成忠于封建统治的奴才和帮凶，从而维护封建帝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