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题西周生著，杨复吉《梦阑琐笔》谓西周生即蒲松龄，后徐志摩、胡适等人亦有这方面的大量考证文章。该书共一百回，描写狄希陈两世恶姻缘的因果报应，其中情节写《聊斋志异·江城》有近似之处，然描写视角却相当宽阔。

《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结束（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秦汉前的一些史家为了某种原则立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有时会隐而不言，把意思深藏在记述的文字中，没有一定见地的人，很难发觉，更谈不上理解了。这部书的通俗之处，正是将那暗礁一样的文字弄得水落石出，大家一看便心知眼明，种种是非善恶，忠好智愚，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作者编写此书的用意，也是他们对后人的贡献。《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道义是对无意的阐发，天意就是民心。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这种人本主义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事为人的标准和榜样。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人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与这些正面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也塑造了一些昏聩、残暴、荒淫无耻的帝王、诸侯等统治者，和贪婪、奸诈。阴险的佞臣小人。作者对他们揭露与鞭挞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融入情节的进展之中。

《施公案》又名：《百断奇观》、《施案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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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选辑《晋史乘》、《吴越春秋》、《越绝书》、《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等7种古籍。

本套书是晚清有代表性的侠义公案小说，包括三部内容衔接，又可相对独立成篇的小说《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

如果说唐人传奇无论在情节、结构、人物、语言、叙事方式等诸方面都标志着小说这一文体的独立与自觉，即“有意为小说”的开始，那么宋元时期却是同民间的“说话伎艺”完成了小说的更亲新与改造，是通俗的“话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形态与模式。

新闻出版署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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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图公案》，全称为《新镌绣像善本龙图公案），不题撰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金阊书业堂刊，有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龙图公案序》。据此可知：此书刻刊于苏州。原书十卷百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有插图十幅（每整叶二幅）。《龙图公案》全部篇章都有完整的故事。它们的情节结构因案情的不同而有异。凡财产、婚姻重大纠纷及凶杀人命案件，尤其是一些无头公案，情节结构一般都比较曲折复杂甚至奇巧，而凡敲诈、拐骗、偷窃、奸情等一般性案件，情节结构则比较简单、平直。然而这两类故事有共同的特点：它们多数都是疑窦丛生，颇为棘手的难决案件。而正是这类案件才突出了包公亦即清官的聪明才智。在这些故事中，许多当事人有的成了次要角色，包公则往往被推到了主要或关键的位置上。作品描写包公运用自己的智慧、经验和胆识，或根据生活常识，或探究人情物理，或苦思冥想事物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或微服私访调查取证，或巧设圈套赚罪犯人彀……等，使用一种或多种方法手段，将其他官员屈打成招的冤案，束手无策的多年积案，或自己面临的扑朔迷离、疑团重重的案件，一举审破，并作出公正的判决。受害者的冤屈得以平反昭雪，平民百姓人心大快，包公公正神明的形象也由此树立起来。当然，少量作品渲染描写包公夜断阴间，日断阳间，能驱鬼请神断案。这种对古人有吸引力的鬼神迷信断案的描写，在我们今人看来实在不足为训，这是应当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