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海散曲集校笺》收入《沜東樂府》和编校者陳靝沅新發現的《沜東樂府後錄》，是康海散曲作品迄今最為完備的一個整理本。欲瞭解詞場才子康狀元其人其曲，欲研洽散曲文學，這本小書都將大有裨益。本小書以臺灣藏本《沜東樂府》二卷及《沜東樂府後錄》上、下二卷為底本進行點校。

《桃花扇》是清代传奇的代表作。孔尚任米出仕之前，从族兄孔方训那里听到李香君血溅诗扇、杨龙友点染成桃花的故事，就想写一部反映南明灭亡的传奇剧本，因“见闻本广，有乖信史”，未敢贸然动笔。康熙二十五年（1681），他奉命随工部传郎孙在丰督修疏浚黄河海口的工程，在淮扬一代生活了三年，结识了一批明朝遗老，凭吊了不少南明历史遗迹，搜集了大量有关的历史资料，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在经过十几年酝酿和准备之后，终于以三易其稿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这是一部“借高台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它以复社名士侯朝宗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南明弘光王朝从建立到亡国的短暂历史过程，描绘出明清易代时的广阔社会生活画卷。作者是非分用，爱憎强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腐败、奸佞专权和将领骄悍，都作了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对矢志报国而无力挽狂澜的史可法则寄予深切同情和大力称颂。作品着重塑造了李香君、柳敬事、苏昆生等下层人物的形象，满腔热忱地赞扬他们心系国家安危的高尚品质和民族气节。《桃花扇》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引起人们强烈的感情共鸣。剧本刚脱稿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北京演出者，岁无虚日，故臣遗老“啼嘘而散”。它是继《长生殿》后又一部古典戏曲的杰作。本书以康熙戊子刻本为底本，以兰雪堂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为参校本，择善而从。因为是为普通读者提供的读本，故而未出校勘记。

《西厢记》是我国古代爱情剧中久享盛誉的作品。作者王实甫，名信德，大都（今北京）人，生平不详，约是由金入元时期的杰出戏曲大家。所著杂怖十三种，大多散佚，除《西厢记》外，尚存有《丽堂春》一种及《芙蓉亭》《贩茶船》各一折。《西厢记》故事最早见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但它实际上是蓝本是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剧写书生张珙宇君瑞赴京应试，在河东普救寺邂逅相国小组崔莺莺，两人一见钟情，彼此爱慕。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他们克服自身性格上的弱点，终于冲破了崔夫人的重重阻绕，结为夫妇。作吕批判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热情讴歌张生和萑莺莺追求爱情自由，向往幸福的叛逆精神，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居眷属”的美好理想。全剧五本二十一折，休制宏伟，大早期元杂剧中仅见。情节曲折，跌宕多姿，引人入胜。作者善于通过富有戏剧性的喜剧冲突，揭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个性鲜明，形象栩栩如生。曲词华赡优美，无论是描摹环境，还是渲渲气氛，都呈现出诗情画意，具有强烈感人的艺术魅力。<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他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仕前阶段：三十七岁前，在家过着养亲、读书的生活。他接触了一些南明遗民，了解到许多南明王朝兴亡的第一手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对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萌发浓厚兴趣，开始了《桃花扇》的构思和试笔，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桃花扇本末》）。二、出仕阶段：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康熙二十九年（1690），奉调回京，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经过毕生努力，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峰县），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从这些诗句看，他这次罢官很可能是因创作《桃花扇》得祸。三、隐居阶段：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

本《逐字索引》所附正文据《四部丛刊》本《徐孝穆集》。除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版本互校外，并据其他文献所见之重文，加以校改。校改只供读者参考，故不论[正文]或在[逐字索引]，均加上校改符号，以便恢复底本原来面貌。本《逐字索引》所收之字一律划一用正体，以昭和四十九年大修馆书店发行之《大汉和辞典》，及一九八六至九九零年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之《汉语大字典》所收之正体为准，遇到有异体或伪体，一律代以正体。逐字索引的编排为：1.以单字为纲，旁列该字在全文出现之频数，按频数下按原文先后列明该字出现之全部例句。2.全部《逐字索引》按汉语拼音排列；一字多音者，只于常用读音下，列出全部例句，异读请参《汉语拼音检字表》。3.每一例句后加上编号a/b/a表明原文中位置。

本书是一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歌妓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兴亡的历史。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他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仕前阶段：三十七岁前，在家过着养亲、读书的生活。他接触了一些南明遗民，了解到许多南明王朝兴亡的第一手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对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萌发浓厚兴趣，开始了《桃花扇》的构思和试笔，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桃花扇本末》）。二、出仕阶段：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康熙二十九年（1690），奉调回京，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经过毕生努力，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峰县），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从这些诗句看，他这次罢官很可能是因创作《桃花扇》得祸。三、隐居阶段：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

《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接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进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最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