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鼎臣集：杨循吉集》为明代重臣顾鼎臣和杨循吉的诗文合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晚明政坛及社会生活状况，记载了个人日常生活，是难得一见的研究明代历史和文学的珍贵资料。《顾鼎臣集》为明崇祯十三年至弘光元年昆山顾氏刊本，内收《顾文康公文草卷首》一卷，《顾文康公文草》十卷、《顾文康公诗草》六卷、《顾文康公续稿》六卷、《顾文康公三集》四卷，总计目有二十七卷，实有二十六卷。杨循吉《松筹堂集》十二卷以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清金氏文瑞楼钞本为底本，卷次以文体为序。收录现存杨循吉所著全部诗文作品。其中如《三吴治水碑》、《明故中顺大夫温州府文公墓志铭》、《故柳州府通判桑公墓志铭》等等，均有裨治地方史料者查考。另有《苏州府纂修识略》六卷，所记地方政务资料甚详，堪补府志；《金小史》八卷记女真一朝兴衰，文采激扬，意气风发，足以窥作者才气之雄，今徐景凤汇刻《南峰逸稿》本一并整理附入。《顾鼎臣集：杨循吉集》为第一次系统整理顾鼎臣、杨循吉文集，为研究明代历史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整理者蔡斌教授治学严谨，曾参与整理点校多部古籍文献，功底较为扎实，有较高的古籍整理水平，保障此书较高的学术质量。

《明人别集经眼叙录》着录体例，包括书名卷数、撰者时代、版本完缺、收藏单位、作者小传、正文编次、叙跋摘录、他人评价等项，用力于着者生平鈎稽、别集内容介绍、版刻原委梳理、各家着录辨证、序跋题记辑录。两位博士目验原书，比勘诸本，细心校录，勤于钩稽，足见其学术志趣及文献素养．所附《作者生卒年考证》（八十余家）、《作者小传》（八十余家）、《明前期诗歌一诗两作者偶录》、《卓敬进士登科及赐谧时间考辨》诸作，由叙录进而考订，亦均得自于明初诗集整理之中。

《独秀文存》（4册）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的文集，1922年1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分为论文、随感录、通信三部分，共三卷。平装本四册，精装本为上、下两册。文存中的作品多公开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曾风靡一时。影印版《独秀文存》以上海亚东出版社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所出的第9版为底本。这个版本是《独秀文存》历种版本中最精湛的，该版本前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亲笔所作的序言，谓陈氏文笔“廉悍”，此韩愈称赞柳宗元之辞也。影印本以“原版、原大、原样、原封面”为原则，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始版本的信息。为版本研究者、近现代史研究者，胡适学术研究提供了忠实的资料。

《独秀文存》分别为论文、随感录，书信。其中论文主要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作品，如《敬告青年》、《法兰西与近世文明》等。《随感录》多为数十字，乃至百余字的杂感，涉及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等。书信部分为主创《新青年》时期学生、教授、学者、文化保守主义者，《新青年》同僚写给陈氏的信件（不少为公开信），陈独秀针对来信的内容，或驳斥，或赞同，或辨析，内容精辟，深刻。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独秀文存》1922年8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先后多次再版。在当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但因时光久远，这一珍贵文献逐渐消失，存世量很少，收藏价值非常高。

黄震（1213～1281）字东发，庆元府（浙江宁波）慈溪县人，理宗宝祐四年（1256）与文天祥同榜进士，历仕南宋中央和地方官凡20年。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理学家、史学家和忧国忧民的能吏。他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黄氏日抄》97卷、《古今纪要》19卷、《戊辰修史传》1卷、《古今纪要逸编》1卷。《浙江文献集成：黄震全集（套装共10册）》为首次续集出版全集。

许宝蘅，字季湘，号巢云，浙江杭州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考取军机章京。1912年后，曾任大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铨叙局局长、临时稽勋局局长、内务部次长、国务院参议、国务院法制局局长。1927年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主编《掌故丛编》。1932年5月赴长春，侍从溥仪，任“执政府”秘书，后又改任掌礼处大礼官兼秘书官。1934年伪满改为帝制，任宫内府总务处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回北京，就养于长子容儒。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10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许宝蘅自小喜好收藏，一生所藏书札文献甚多，后因战乱和'文革'劫难，损失不少。此次整理，收入文献分三部分排列：（一）许宝蘅书札墨迹。包括许宝蘅写给兄长、侄子的家书和自己的部分诗作、札记、书法，也包括一些有文物价值的零星文献。（二）许宝蘅师友书札墨迹。包括许宝蘅七十三位师友的手札、诗文等，这些师友有吴庆坻、吴士鉴、俞陛云、黄秋岳、夏敬观、郭则沄、傅增湘、陈曾寿、胡嗣瑗、傅治芗、俞平伯、夏仁虎、商衍瀛、顾善先等；另附有许宝蘅收藏的清末名人书札十七通。（三）许氏家书一百四十七通。这些许氏家族书信，前后涉及许氏七代人的文字，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以至民国时期。许家在杭州是个大族，与许氏缔结姻缘的也是世家大族，这些关系在书信里也都有反映。不管是许氏家书，还是师友手札，都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的信息，也可看出读书人点滴的心态，对于研究近代史和社会变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时，很多家书中反映的是长辈对子女的教育及训导，讲述为人、为官、交往、做事之道，颇见当时社会风气、道德观念之概貌。

《瘗鹤铭》是古人为葬鹤所写的铭文刻石，南朝梁时著名的摩崖题铭刻石，被历代学者及书家尊奉为“大字之祖”，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碑刻，是书法石刻中的珍品。《瘗鹤铭》原刻在镇江焦山西麓的临江崖壁上，中唐以后始有著录，后遭雷击崩落长江中，南宋淳熙间挽出一石二十余字，康熙五十二年又挽出五石七十余字。自宋代《瘗鹤铭》残石被发现以来，历代书法家均给予其高度评价。此铭书法气象十分超逸，在南朝刻石中尤显奇特。书体虽为正书，却带有明显的行书意味，它融古铸今，有继承亦有创造，既有南派书风的俊逸恬静典雅，又有北派书风的粗犷豪放雄浑，这种新书风，为南北书风的融合发展开创了道路。从宋代欧阳修、黄庭坚始，特别到清代的吴东发、汪筠、王昶、翁方纲等对此铭刻的研究更加热烈。康有为即云：“楷书之传世者，不啻千件充栋。但大字之妙，莫过于《瘗鹤铭》”。在历代书家所临之《瘗鹤铭》中，晚清民国时被誉为“南曾北李”的曾熙、李瑞清及其弟子张大千所临甚有特色和影响，《曾熙李瑞清张大千瘗鹤铭雅集》集三人书作为一册，并镇江博物馆藏一级文物《瘗鹤铭》水前原拓，书艺大家与书史名碑共为雅集。还编制了曾、李、张三人临作和原拓的书体对照表，以及三人用《瘗鹤铭》书体创作的诸多书法作品和历代《瘗鹤铭》评论，甚具艺术特色和研究价值，为难得一见之书法奇珍。

後期资助項目是國家社科基金設立的一類重要項目，旨在鼓勵廣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學，支持基礎研究多出優秀成果。它是經過嚴格評審，從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選立項的。為擴大後期资助項目的影響，更好地推動學術發展，促進成果轉化，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按照「統一設計、統一標識、統一版式、形成系列」的總體要求，組織出版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

《老学蜕语》由范祎著，本书为杂着集，内分四卷，对人生修养、时事政治以及传统学术等问题进行阐述。作者在书中尤其重视青年的教育问题，主张青年应当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念和朴实的生活作风，特别对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提出要求。《老学蜕语》贯穿作者对於中国现代社会理想青年的设想，对当时的青年教育具有积极的作用，且对今天的青少年成长也深具启迪意义。

《郭嵩焘全集（共15册）》介绍了郭嵩焘的一生，曾亲身参加了抗御外国侵略的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以后，他是曾同藩创办湘军的重要谋士，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洋务运动中，他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19世纪70年代我国边疆危机之际，他毅然受命，出使英国，成为我国首任驻英国、法国的公使。特别可贵的是，郭嵩焘毕生关心祖国的命运，对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走向世界这两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他毫不妥协地批驳封建顽固派陈腐守旧的思想和洋务派的本末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