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1950年生，原籍福建，生于上海。1968年，贵州省凯里第一中学毕业。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毕业。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1984-1992年，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92年至今，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文系教授。研究范围以中国思想史为中心，并对佛道两教、古代诗歌、史学史有精湛而深入的研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汉字的魔方》、《想象力的世界》、《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等。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

　　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1950年生，原籍福建，生于上海。1968年，贵州省凯里第一中学毕业。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毕业。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1984-1992年，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92年至今，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文系教授。研究范围以中国思想史为中心，并对佛道两教、古代诗歌、史学史有精湛而深入的研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汉字的魔方》、《想象力的世界》、《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等。

目录

导言

续思想史的写法

至今思想史仍难以把握：中心清楚而叙述的边界模糊——与宗教史、学术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之间的关系——哲学史与思想史——目前我思考的几个问题——一切尚无明确的答案

第一节 无画处皆是画

思想史为何不愿意叙述平庸的时代？叙述的形式、观念和心情——“空白”的背后，其实写满了未发表的文字——传统的思想史写法——思想史不是点鬼簿和光荣榜——盛唐缺席的例子——思想史：究竟是思想还是历史——思想的平庸时代是否具有被思想史书写的意义——平庸背后有深刻的内容：洞察力和批评力的消失——盛唐、明代、清代到文革时代的几个例子——两种历史时间——可以在“空白”处描述出思想史的三种情况——需要对过去思想史不常涉及的畛域和文献进行打捞和爬梳，更要用另一种观察历史的立场、视角和眼光

第二节 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

“影响”：思想史家无意中凸显了“施与”却忽略了“接受”——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时的再度重构——翻译与转化：回应外来新知时的本土思想资源——历史记忆压抑的几种方式——圆熟时代历史经常被遗忘，直到面临危机时才重新发掘——历史记忆大致有两种不同取向——回溯本原，以向回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斩草除根，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来反省自身传统——文化的保守与激进；两种取向的纠缠——协调两种不同研究思路的冲突——外在因素与内在理路之间——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朱熹的比喻——从张大春《将军碑》说到历史记忆

第三节 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从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说到最近的考古发现——考古发现的意义：古书的再发现、走出疑古思潮的笼罩以及其他——思想史写法的变化扩大了考古发现在思想史中的使用——注重知识背景的考掘和一般思想的叙述——碑刻、书画、信札、日记、公文、书籍等等也可以作为分析文本进入思想史的视野——两类例子：小类书、私塾教材、考卷等，以及《日书》与《皇历》——图形的考古与文物资料如何进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空间、时间以及观念——以作为思想史资料的世界地图为例——开放边界与确定边界：思想史家们应当如何充分地应用这些考古与文物并把它恰如其分地安置在思想史的写作中

第四节 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

《怀柔远人》的争论与199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只是语言的叙述？“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真实、真实、真实：前百年的历史学追求——海登·怀特的观点——“叙述”一词中历史与文学的界限的消失——凸显与遮蔽：以思想史叙述中的王通与周敦颐为例——在书写与叙述中区分真伪的意义何在？对过去中国历史学中一个原则的重新考虑——发掘各种真伪“叙述”背后的支持观念系统及其历时性变化——在历史书写中进行知识与思想的考古发掘：虚构的故事、选择故事的意图、记载的标准、包裹的思想——权力与叙述：写法中的颉思想史——詹京斯关于历史书写中的“权力”的论述——顾颉刚与古史辨：“层层积累的伪史”说——疑古思想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历史性思想的差异——历史学是否能够确立一个最后的限度？


第一编

引言 权力·教育与思想世界

“奉天承运”与王朝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获得途径——唐代初期的文化策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真正实现——统一的国家有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考试的意义：作为背诵与记忆的知识——承平的时代与平庸的思想——社会生活风气的影响——整个思想世界没有疗救的药方

第一节 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的知识与思想状况

经历了思想与秩序的双重危机之后——八世纪初的中国官方重建思想与秩序传统的愿望：开元礼、历法、封禅与祭孔——失去了洞察力与诊断力的知识与思想世界——知识的教条与简化——教育与考试中的导向——类书、礼仪范本和书信范文背后的思想史意味——思想趋向装饰与表面：从贵族的知识独占到士民的文化普及——礼法为基础的生活模式和传统观念的崩溃——思想的非学术化与文学化——信仰边界的模糊和混乱——道教与佛教入侵思想世界——一个象征：唐玄宗颁布《御注孝经》、《御注道德经》和《御注金刚经》——失去批评能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儒家学说——宇宙空间的象征不再能支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历史叙述不再能解释权力的合理性——礼法不再能约束道德和收拾心灵——盛唐：失去批评力的思想如何自处？

第二节 理论兴趣的衰退：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上）

八纪中叶以后的佛教状况——比“宗”和“派”更重要的：律师、法师与禅师的分野——回顾历史：八世纪之前——唯识学：八识、三性、三能变、五位百法以及转识成智——华严学：“六相圆融”、“四法界”、“十玄门”和“五教十宗”——理论兴趣的衰退与感悟体验的凸显——贵族社会的瓦解与纯粹理论兴趣的失落——中心地域的战乱与都市大寺院讲坛的衰落——宗教对社会的意义的自省与宗教对实际生活的进入——是否伤害了古代中国人对抽象世界的把握能力和哲理语言的创造能力？——元和五年(810)朝廷停止官方译经事业的象征意义——在“佛法”和“道”之间的选择：禅师的崛起

第三节 禅宗的胜利与佛教的失败：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中）

在佛教各种思路中，南宗禅的凸显——八至九世纪禅宗的崛起和胜利——当时禅门的实际状况：北宗、荷泽、牛头、天台和洪州的并峙——普寂、义福之后的北宗——神会门下的荷泽宗——慧忠、玄素以及佛窟遗则、径山法钦为首的牛头宗——八、九世纪中的天台一系——洪州马祖道一系的风靡南北——西堂智藏、章敬怀晖和兴善惟宽的意义——洪州一系在九世纪以后逐渐取得主流地位——九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国佛教地图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禅思想向自然和适意的人生哲理方面转化——人性与佛性的关系如何？——修行的方式如何？——趋近了佛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从印度佛教到中国禅宗的转化——淡出了中国思想与信仰的主流世界

第四节 语言与意义：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下）

九至十世纪的禅门兴衰——语言学转向：生活中的日常语言取代经典中的书面语言，扭曲的艺术语言取代自然的日常语言——佛教中传统的语言形式：转读唱导与章句注疏——禅门对语言文字的态度与策略：从工具到意义本身——不落空的活句：自相矛盾、有意误读、答非所问——参公案：刻舟求剑的危险——禅问答成为艺术语言，与瓦解宗教的严肃性与理论的深刻性——大中年间以后：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的禅宗与佛教的走向

第五节 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

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唐王朝的艰难时期：内忧与外患——国家权威的失坠与思想秩序的混乱——《平淮西碑》：韩愈一流士人对于强大的国家与权力的呼吁——对国家政治权威的诉求与对思想秩序的诉求——离经叛道的倾向与各种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活跃——佛教的入侵——被唤起的民族感情与历史传统——发掘历史资源，重建主流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普遍性权威——“道”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人性的发掘——经典文本的证明：<大学〉与〈中庸〉的再诠释——虚构的思想历史的系谱：孟子的意义——极端理想主义的思路：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潜伏着的极端主义：一统与优先背后——抵制与批评：来自现实主义思路的——作为一种思想史的可能性而存在的资源：八九世纪之间的激进的理想主义思路及其历史命运

第六节 会昌灭佛与九世纪的道教

日僧圆仁所见到的九世纪武宗灭佛事件——茅山上清系的鼎盛以及可疑的系谱——九世纪前后道教的地域分布和派别存在：南岳系的崛起——武宗时代当红道土的出身——李德裕的态度的象征性及士人的取向：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隋唐道教史中四个重要现象中显示的趋向：理论兴趣、〈本际经》、上清系与道教撰述——来自佛教的刺激与压力：辩论与融合——来自道教自身的调整：法位阶梯的象征性——道教的分化：以后的趋向


第二编

引言 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

北宋的现实：合法性危机——郊祀、封禅以及皇帝神化系谱的建立——从“杯酒释兵权”说起——恢复与重建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有效性——“普遍皇权”的确立与巩固——“人不同心”以及思想同一性的消失——在普遍的价值混乱的情况下，重新建立思想世界，并将它笼罩和指导社会生活——知识阶层的批评资源与权力：拥有普遍适从性的、超越一切自然与社会存在的知识与思想——“天下”与“太平”、“道”与"理”、“心’与“性”——中唐的资源：真理系谱，经典系统，语言文体以及关于人性的思路——“道学、政术为二事”：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

第一节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

十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洛阳与汴梁——“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印刷术、知识传播，以及以道德、知识与思想互相认同的士人阶层的膨胀——言论环境、自由议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国家管理与私人生活之间，介于皇权与个人之间的阶层的形成——中唐到北来变革思潮中的政治集权主义取向——洛阳士大夫表达的另一种声音——以“灾异说”制约皇权的传统失去了效用——重新建构可以超越一切的终极依据，以及通释社会、自然与人类的“真理”——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熙宁元丰之间，洛阳成了士大大聚集的中心——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学风与时尚：对经典文本的不断追问，寻求根本的解释——“理一分殊”——“格物穷理”——“穷理尽性”——关于终极真理的阐述和关于人性本原的论证——“性”与“理”，何以证明自身有绝对的“真”与“善”的取向？——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难以理清的纠缠关系如何解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十一世纪六七十年代，“道学”或“理学”的位置：“如壁上行”的理想主义——思想的歧异背后可能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边缘的、民间的，象征着士大夫阶层的理想主义思潮——汴梁与洛阳之间：“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

第二节 理学的延续：朱陆之辩及其周边

从淳熙二年的鹅湖之会说起——建炎以来的理学处境：从绍兴六年的陈公辅事件到庆元元年的“党禁”——南宋理学的状况——朱熹的思想史意义——《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确立所谓“道统”——《四书集注》：重新凸显“经典”，并指示理解的新途径——《朱子家礼》及其他：具体化和世俗化的努力，与进入民众的生活世界——朱熹关于心性天理的思想学说：心、性、理、情——宇宙本原、社会秩序、人的心性的统一诠释——陆九渊的挑战及其思考：将理学推向极端的取向——两种学问：尊德性与道问学——士绅阶层以文化权力对抗政治权力，以超越思想抵抗世俗取向的，富于创造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学说——理学进入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士人考试的内容，并成了通行观念进入生活领域——构建和确立了以后几百年间文化的主流和基调——南宋末年理学的复兴及其意识形态化

第三节 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

淫祠与巫风：十一世纪中叶夏竦的上疏——禁淫祠与兴学校——文明传播的加速度：宗族的重建与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印刷术的传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沟通——理学的意义——两宋禁毁淫祀、淫祠的官方行为与士绅行为——祠祀名单的变动——法律对淫祀淫祠、巫觋活动、宗教聚会等等的严格限定——“一道德同风俗”：文明推进的例证——杀人祭鬼的禁绝——妇女身体的禁忌——异端信仰与异族文明的拒斥——社会秩序的清理与建立——文明扩张中国家即皇权的作用与士绅阶层的意义——宋代士绅阶层的膨胀——教育，以及宗谱、家礼、乡约、族规：理学的世俗化及其意义——理学：没有鬼神的宇宙——皇权所象征的国家、士绅所代表的社会以及民众三者在文明扩张中的互动关系——唐宋文明之间差异的一个例子——结论：近世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

第四节 从元到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一般状况

俗化之厄：欧阳守道和沈仲固对理学的激烈批评——把真理的思索变成背诵文本——蒙元皇权对于汉族文明的态度及其意义——对新朝的认同与民族主义的退潮：从赵复到郝经、许衡、刘因——许衡的意义——“真儒之道见于吏治”——明初皇权与儒学：从明太祖到明成祖——主流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平庸和圆熟——生活的同一性瓦解而思想的同一性依然存在：话语的分裂——重新整理思想世界？元代陆学的命运与明代陆学的动向——王阳明的出现

第五节 再起波澜：王学的崛起及其意义

王阳明学说开始的势头并不顺利——嘉靖年间的情况——嘉靖以后民间社会的空间、市民生活的多样化、伦理同一性的约束松弛——城市、商业、交通以及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发达与知识传播——超出官方意识形态允许的边界——讲学的风气——万历十二年诏令王阳明、陈献章从祀孔庙——程朱理学的要义：把世俗的情欲与纯然的天理分开——王学是在程朱之学已经笼罩的语境中发生的：对理学的修正——“心即理”——“心外无性”、“心外无理”——历史的轮回：七至八世纪中国禅宗取代印度佛教的历史回顾——拆除障蔽的途径：致良知——对《大学》与《中庸》的重新诠释——“知行合一”的意义——重新书写“道统”与接续“血脉”——“无善无恶”与“有善有恶”：“慎独”与“戒惧”以及道德自觉的意义——“有善无恶”：心灵的绝对化与自然的合理化——对王学的批评以及新学说的风靡——江右王门：钱德洪、罗洪先、邹守益、聂双江等人的主张：“真是阳明之的传也”——王畿、王艮以及颜钧、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取向——对内在破坏力的警觉与万历三十年的情况——对王学的补救之一：高攀龙、顾宪成等人的批判——对王学的补救之二：刘宗周的慎独与监督——王学冲击下的晚明：思想多元与思想危机——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与内忧外患的影响——思想史的曲折


第三编


引言 从“天下”到“万国”：重建理解明清思想史的背景

古代中国与异域的交往历史：从古代到十九世纪——文明的中心与边缘发生变化——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世界与中国——十六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国际处境：两种反应和两种策略——医学与天学：日本与中国对于西学接受与回应的微妙差异——近代中国对于世界的心理失衡——1895年以后的自信心崩溃——十六世纪以后：重新调整思想史的焦距与背景

第一节 天崩地裂（上）：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

明清两代对于西洋新知的两种反应：伦理政治之学与天文历算之学——化“异”为“同”：对思想的移位（shift）、稀释（dilute）和溶解（dissolve）_“另为一家”：西洋天文地理知识对传统中国知识世界的瓦解——天圆地方：古人对以北极为中心轴而运行的视觉天象的观察、体验、推测和衍绎——从利玛窦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洋天学知识：地球“员而不方之理”——明末七千部西书被传教士传入中国：知识世界的变化——“天崩地裂”：对称的并不对称，和谐的也并不和谐——传教士的记载和中国人的反应——夷夏之辩：以《圣朝破邪集》为例——颠倒乾坤：天地时空知识的思想史意义——什么是“理”、什么是“一”：体用道器之间——面对西学的两种思路：把西学纳入中国传统思想之中进行重新解说，或者把西学从中国思想世界中清理出去——中西、体用、道器之间真的可以说合就合，说补就补吗？——不得已的紧张心情：天崩地裂时代的来临

第二节 天崩地裂（下）：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中的“天下”、“中国”、“四夷”

1584年利玛窦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大地的空间格局，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安排，地域大小的图形描述并不仅是地理学问题——古代中国的“中国”观：以所认知的地域、以自身为圆心、以自己的视野为半径的“世界空间”——大小、上下、方位、比例：地图其实也是一种叙述——古代中国地图绘制的历史——文明的世界像：天下、中国与四夷——一个错过的机会：佛教的世界图像和《佛祖统纪》中三幅地图的思想史意义——利玛窦地图之后——迅速接受了多种文明共存的新世界图像的明代士人——类书：《月令广义》、《方舆胜略》、《三才图会》、《性理笔乘集要》以及《图书编》中的世界图像——反对的声音——接受新世界图像的历史与思想资源之一：邹衍的学说与《山海经》、《神异经》的想象——接受新世界图像的历史与思想资源之二：老庄和佛教的思路和想象——接受新世界图像的历史与思想资源之三：陆王之学中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古代中国的世界图像并未一下子崩溃

第三节 考据学的兴起：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知识与思想世界的状况

考据学在清代的意义——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的分裂：另类知识话语的产生——历史追溯——晚明思想世界的多元状况——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型：一个简单的民族主义思路一一遗民情结与
“华夷之分”思想在清初的普遍性——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漏洞——雍正的批判：《大义觉迷
录〉——时间的流逝与民族主义情绪的淡漠——“圣学”薪火相传的责任与士人的反省——清代皇权与主流意识形态垄断真理的三种策略——《名教罪人》的象征意义——“公”与“私”：对于真理权力的滥用与对于真理话语的逃避——空间的压缩与立场的丧失——处于“失语”状态的知识界——公、私两种领域之间寻找一种知识话语的表达空间：考据学的知识表达——另类“公共空间”——清初所谓“行己有耻”与“博学于文”的提倡——“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互相移位——用确凿和经典的文本为真理依据——渐渐失去深刻性的考据学——后设的或被建构的：汉宋对立或义理与考据的对立——再次指出主流意识形态与普遍思想的延续性和笼罩性：考据学并不是主流思想

第四节 重建知识世界的尝试：十八、十九世纪之际考据学的转向

通常被整体地描述的“乾嘉之学”在乾隆与嘉庆时代取向相当不同——十九世纪初考据学表现出的“现代性”的意味——清代中叶考据学通过关键字词的考证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进行迂回的挑战——戴震的思路：把思想的依据回溯到古代经典，把经典意义的根据落实到字词，把字词的意义经过历史语言学的确定——仍然没有超越“理”与“情”的二元对立——古代中国思想史上反复出现的话题——阮元、凌廷堪、焦循的考据学方法与变化的思路：“共识”、“规则”与兼容“善”、“恶”——以礼代理——清代学人可能从西学中感受到了挑战，在清代中期可能已经出现回应——在传统原则之外另寻普遍适用的“通例”——“数”中求“理”——天文历算之学的意义及其在儒家知识系统中的重要性——接纳西洋之学：“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汪莱、李锐、凌廷堪和焦循——重新诠释“一以贯之”的“一”？——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考据学家对传统的质疑——看似传统的音韵训诂文字之学（语言学）和天文历算之学（数学）的新意味——关于一七九九年的意义

第五节 西洋新知的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世界的变迁

西书背后的知识系统以及它与传统中国在宇宙观念上的潜在冲突——奇器的原理、知识和技术拥有自足的知识系统——要改变古代中国知识系统需要有三个观念支点——接受关于知识的新地图——确认另一种文明从“体”到“用”的合理性——承认普遍性真理的存在而这一真理不一定在中国——明清时期西洋知识“进入”中国观念世界的两个边界：西学中源与实用技术——“知识世界”的膨胀，在中国常常是随着“地理世界”的扩张而来的——世界的扩大和中国的缩小使中国思考和接受多元文明区域的存在的观念——历史观念的变化：古代中国关于一线单传的文明观念的崩坏和转型——作为基础的空间与时间、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改变——近代中国的自我认识史与关于“世界”和“亚洲”的观念变迁——“现代性的入侵’”（inbreakofthemodernity）：关于伦理、政治和制度优越意识的消退——“富强”等于“文明”——关于整体知识的传统观念开始出现裂缝：小学与格致——十九世纪下半叶后的知识增长——介绍西学的书籍和报刊增多——中国人走向世界目验世界文明——西洋新知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世界：数学、天文历法、地球之学、地壳和大气：关于“人”身体的知识、各种机器——格致书院的考试题——传统的知识系统的更新从教育制度开始——为应对变局追求实效而仿效西洋知识教育的方式——学科分类的转换与知识史思想史的巨变

第六节 晚清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一）：经学

古代中国的经典和经学的责任——经典和经学的任何变化，其意义都超出了单纯知识史的范畴
——今文经学的崛起：两种趋向——乾嘉以来考据学风的趋向，追求“真理”（gospel）转向追求“真实”（reality）——追求真实性使经学开放它的诠释边界——以《尧典》与《禹贡》为例：天文地理之学——十九世纪下半叶传统经学的伤害——在追求确凿性的名义下不断引入新知，把经典当做历史文献，把经学变成史学——传统的经学向现代学科体制中的文学、史学和哲学转化与分化——段复昌的叹息：经学的边缘化

第七节 晚清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二）：诸子之学

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中国思想世界：知识与经验还在传统的轨道上依照惯性滑行——从天子到文人，从乡绅到百姓——在震惊之后应对失据——拒绝还是接受？——发掘历史记忆与知识资源：在过去主流的思想学术话语之外寻找其他的中国古典来充当理解和诠释的资源——诸子学的再发现——知识史的背景：乾嘉以来知识兴趣的扩张——思想史的背景：乾嘉之间思想立场的挪移——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诸子学仍然在历史文献学与历史语言学的范围中——刺激诸子学复兴的契机是晚清中国知识阶层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和认识的转变——面对危机——富强之学：农学与兵学为例——诸子的象征性譬喻、寓言是似是而非的对应新知的资源——诸子学的真正复兴要到十九世纪晚期乃至二十世纪以后——1895年光绪皇帝在保和殿策试天下贡士时的试题及其象征意义——知识中心与边缘的互相转化


第八节 晚清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三）；佛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佛教作为应对资源——十九世纪下半叶佛教的基本状况——在西洋新知面前本来来自印度的佛教成了中国的传统资源——晚清佛学的兴趣滋长——晚清好佛学的人几乎都是趋新之士——关于格义的历史记忆——以佛学格西洋科学之义——天算、格致、化学、质学、光学、声学、医学、农学、工学、矿学，佛教包括无遗——以佛学格西洋哲学之义：从谭嗣同、文廷式、章太炎、宋恕到梁漱溟——从日本的刺激中接受到的佛教消息——误读日本近代化的动力——民族主义的思路：确立民族国家与发起民众信心——中国佛教振兴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药方——晚清佛学复兴的启示和意义：发掘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西学——佛学热精的消退

第九节 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1895年：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不可并提的东洋和西洋——几位保守官员的建
议：徐致祥、冯煦、马丕瑶——在普遍的心情之下“自强”成了中国人的共识——西洋人的奇特态度：鼓励变法——什么是“积弊”？——激烈改革甚至革命思路和策略的出现——两种观念成了人们思考的基础，普遍的世界主义观念和个别的民族主义观念——“在传统中变”（changewith－inthetradition）到“在传统外变”（changebeyondthetradition）——向西转的大趋势：以来育仁、唐才常特别是康有为为例，以开会为例——传播方式的变化——借道东洋学西洋：日本书的翻译——在普遍向西转的大势背后隐藏了相当深的民族主义取向——传统能否延续的四个因素：共同地域、共同信仰、共同语言与共同历史记忆——在追求富强的世界取向里面包含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对“西方”的爱恨交加的感情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中国思想界后来在“救亡”和“启蒙”、“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1895年的象征意义

徵引书目

主要人名索引（按拼音顺序）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