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令谏官魏徵及虞世南等，自上始五帝，下迄晋代，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治要”，即治国必须遵循的纲要、理论与方法。该书不仅是魏徵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施政参考。《群书治要360？第二册》将《群书治要》中的嘉言按君道、臣术、贵德、为政、敬慎、明辨六大纲目整理成书，每个大纲中，又归纳了若干条目，对现代人的德行、修养、工作、学习、生活等都有着宝贵的指导和借鉴。

《王夫之著作：读通鉴论（套装全3册）》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是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由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人编撰的。该书辑录了历代帝王治国的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65种，共50余万言。书成，诚如魏微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群书治要系列丛书：品读群书治要》是中共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学习《群书治要》后进行的九个专题的讲座集结。分别从文化、官德、教育、道德、民本、用人、观人、得人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群书治要》中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主要思想。不仅对现代领导干部如何为政有着很高的借鉴价值，更对普通人如何修身、处世、治家也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顾炎武全集：熹庙谅阴记事（外5种）》以编年形式记载自明泰昌元年（一六二○）九月光宗驾崩，明熹宗继位，至该年年底这一时期朝廷中发生的争斗。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 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本书根据《群书治要》元和二年本、《群书治要》天明本校勘整理而成，并将原阙的三卷重新从原书中节录，以补原阙之憾，更便于当前人们学习和汲取该书的智慧。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将《治要》作为创建贞观“盛世”依据的道理了。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群书治要译注（全注全译繁体竖排版）（套装全28卷）》根据天明本《群书治要》、元和本《群书治要》整理校勘，并对字词进行详细注解、对原文和注文都进行了白话翻译。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这个“治”是政治，是治国最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荟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时期出版的《群书治要》，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该会邀请十几位专家学者，对《群书治要》选用的65部典籍进行考证、点评，分篇今译，并进行了标点断句和勘误，集结成书，名为《群书治要考译》。《群书治要考译》一书于1996年开始策划，编译工作启动于1998年，《群书治要考译》的工作历经数年，终于圆满完成。2011年6月，该书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群书治要》虽然诞生于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但是，书中的治国思想实为中国古圣先王治国教民之集大成，其治国平天下之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均是历经几千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作为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卷，唐太宗以《群书治要》为鉴，以“圣贤”为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于为君、择人、施政、教化，其脉络是显而易见的。故《群书治要》理所当然地成为唐太宗之后，历代君王乃至辅臣和各级官吏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当今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也认为，该书可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民的经验汇编，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大纲，大唐‘贞观之治’的施政指南，当今领导干部的从政参考，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读本”。

本书是四位清代在台湾任职的湘籍官员著述的合刊，包括朱景英《海东札记》、黄逢昶《台湾杂记》、刘璈《巡台退思录》和黎景嵩《台海思痛录》（托名思痛子撰，今整理者据陈恭沅撰《黎景嵩墓志铭》，认定思痛子即黎景嵩，详见后文），所著皆是关于台湾社会变迁、风土人情等，均被收入《台湾文献丛刊》。

《智品》一书为明朝人樊玉冲撰写，於伦增补。樊玉冲，黄冈（今湖北黄冈）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樊玉冲为官清正廉明。根据《湖广通志》的记载，樊玉冲担任商城令期间，严肃法纪，“按诛大豪，余蠹不敢犯”。当宦官到商城借采矿之事搜取民间财富时，樊玉冲答曰“无矿”，并且严词抗争，致使宦官快快而去，保护了当地的老百姓。樊玉冲后调昆山，为官依旧如此。当他去世后，深受商城、昆山百姓的怀念，岁时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