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明德：彩调一兵，彰显艺术华章/桂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详细讲述了覃明德老师一生致力于彩调剧的调研、推广和传承工作。

2008年6月，广西文场申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获得通过。广西文场曲调幽美、委婉，曲乐悠扬、缠绵，透着书卷的幽香、天籁的灵秀，轻柔的丝竹陪伴着温润的西南官话，演绎着明清时曲，如三花酒似桂花蜜，令人梦幻痴迷……它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享誉八桂大地。《陈姑追舟》，一叶轻舟载不动蜜爱情愁，秋江水流千里，酿就了陈妙常对潘必正终身不悔的情愫；僧、尼偶遇庙宇，金风玉露一相逢，《双下山》更胜世上情爱无数；许仙与白娘子心有灵犀的《游湖借伞》，上演了一段世俗罕见的生死情缘；《宝玉哭灵》中魂魄不曾入梦来的痛断肝肠，刻画出宝玉对黛玉从相知相爱到天人永隔的绝望、心伤….问世间情为何物？多少情爱、多少浪漫、多少痴迷、多少期盼、多少怨恨、多少传奇都借着温润的西南软语娓娓吟出，如桂花香飘，飞进达官贵人的庭院，落入寻常百姓家；像天籁之韵，细细描摹着八桂的美丽与忧愁，诉说着八桂的民俗、礼仪、社会。为此，文场的戏谚中留下了“十支小调九支情”的感慨。文场在广西流布由来已久，尽管舒缓悠扬的曲调穿越了一个个王朝的兴衰，默默地将无数的戏说、笑谈融进了曲牌中，却很少能获得统治阶级的关注，在正史、笔记、野史之中仅勾勒一二。史实的缺失使得广西文场发源于何处、诞生于何时、起源于何种音乐形式变得扑朔迷离，研究者有从曲目立论，有据口碑立说……我们遍翻广西地方史志，拾得遗珠一二。一、清道光十一年（1831）刘斯誉修、路顺德等纂《融县志》卷三《风俗》载：“初一至十五……又演南曲数出，沿街吹弹，前列高灯，大书‘鼓吹体明’四字以相乐，名日‘闹元宵’”。这里记载的是柳州地区一个县的节庆活动，“演南曲，沿街吹弹”，很像是文场的排街演奏形式，但是因为史料中没有提及演奏的是文场，因此，亦不能断定就是在演奏文场。二、民国二十九年（1940）蒋庚蕃修、张智林纂《平乐县志》卷二《社会·风俗》载：“……城乡中，常有音乐家组织小团体，列坐而鼓、吹、弹、唱，日‘耍玩事’，亦日‘耍坐场’。其合作管弦，无锣钹参加，而清唱曲调者，日‘文场’。其全副锣钹与管弦杂奏，而高唱戏文者，日‘武场’。家有喜庆事，得相当介绍，亦可邀请偕来，堂奏武场，以图热闹，而资娱乐，并不收任何报酬，惟待遇与上等。……”作为一个曲种，被地方上的史志记载下来，并辨明了“文场”称呼的由来，说明了文场演奏的形式，标明它是注重“合”乐的曲种；同时还记下了文场爱好者给自己的行为起的绰号“耍玩事”、“耍坐场”等。有喜庆之事的人家，通过与“耍坐场”熟悉的人，也可请他们来奏乐助兴，虽然不收报酬，但是上等的待遇主家也花费不薄……

桂林不仅是人们所说的山水甲天下，而且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桂林是湘桂走廊上*重要的城市，湘桂走廊不仅是地理意义的走廊，而且是一条文化走廊，它是沟通中原、湘楚和岭南的交通要道，中原、湘楚、三苗和百越文化在这里交汇，这里居住着侗、壮、瑶、苗、回、汉等多个民族的居民，语言上主要有湘方言和西南官话，因而文化形态非常复杂。早在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去非《岭外代答》，明代徐霞客《粤西游记》，清代杨恩寿《坦园日记》等作品，不同程度上记载了湘桂走廊的地理、民俗、文学、艺术、语言和民俗等，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自秦以来，中原文化、骆越文化、湘楚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交融所形成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是桂林戏曲曲艺的文化资源。至今在桂林境内，长江流域的全州、资源、灌阳县，珠江流域的临桂、阳朔、荔浦、恭城、永福、平乐、灵川、龙胜县，跨两江流域的兴安县等地的汉族、壮族、瑶族、苗族、侗族群众至今在节庆祭祀、节庆活动、婚丧嫁娶等传统民俗活动中依然保留着演唱桂剧、彩调、文场、渔鼓等戏曲曲艺的习俗，这些戏曲曲艺仍以活态传承的形态存续，实乃桂林之所幸！2006年，桂剧和彩调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1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广西文场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桂林渔鼓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些都标志着桂林戏曲曲艺艺术进入一个新的传承、保护和发展阶段。广西文场是一种清唱剧类型的曲艺，简称“文场”，又称“文玩子”，它是与桂剧清唱的“武场”相对应而命名。广西文场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北官话地区，尤以桂林、柳州、荔浦、平乐、融安、宜山、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等地*为盛行。源自江南丝竹、承金元戏曲余绪、与明清俗曲一脉相承的广西文场，在近三百年的传承流变中，得桂林山水的滋润，孕育发展成为与桂林山水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极富魅力的地方曲艺艺术。广西文场的音乐隽永典雅、细腻含蓄，既长于抒情也善于叙事，因而广西文场遐迩闻名、饮誉八方，被视为中国近古曲词的“活化石”，享有“曲艺宝库中一颗明珠”的美誉。然而，在历史上曾经辉煌灿烂的广西文场，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面临着日渐凋零的窘境，因此，抢救、保护、创新传承广西文场成为我们今天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梦想和使命同本书的主人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何红玉说的那样：“让文场走出国门，走进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使命，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我与文场结缘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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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学者，在历史学、图书馆学、目录学、辨伪学、考据学等领域，都有杰出贡献。《胡应麟年谱简编》采取编年记事的形式，将谱主胡应麟一生的行事进行排比，同时将有关的人物活动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知识一并叙出，从而真实而客观地揭示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谱主活动（包括交游、学术等活动）及其意义。全谱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对相关领域研究者有参考借鉴价值。

彝族水西安氏在西南地区曾经辉煌一时，创造了颇具地域色彩的水西文化，建立的彝族地方政权延续千余年之久，对于促进彝族地区社会发展、维护西南地区的政局稳定和民族团结，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道光《大定府志》利用大量彝族谱牒对黔西北彝族历史进行梳理，并将安氏家族保存的部分档案文献编人方志，成为后学研究黔西北彝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的重要资料来源。改土归流之后，安氏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被边缘化，正史及其他汉文资料鲜有提及，即使偶有提及也是只言片语，一笔带过。光绪年间，安氏后人利用自身优势编纂的彝文汉文合璧《水西安氏族谱》参考彝文、汉文相关史料及家传资料，结合当时所存家族文档，邀约当地名流参与，历时十余年编纂而成，其中对家族世系的梳理、家族材料的整合，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难得的一手资料，是研究黔西北彝族水西安氏家族的早期文献资料。《水西安氏族谱》系稿本，现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目前学界尚未发现对此谱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个别文章虽对此谱偶有提及，但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其文献资料价值尚未得到发掘利用。《彝汉文合璧《水西安氏族谱》笺证与解读》首次利用彝文和汉文资料对《水西安氏族谱》进行系统整理研究，试图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料。《水西安氏族谱》由四大部分组成。第1部分，序言。系统地简述了安氏家族从德实氏到安胜祖，宣慰司被改流，谱作者之父安绍绪协同官弁镇压遵义杨龙喜起义的家族历史。第二部分，彝文连名谱系，为我们梳理安氏先祖的彝族名和汉名对应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第三部分，“罗甸安氏世系”。首先记录安氏家族的源流世系、宗族分支情况；其次，世系记载了历代安氏家族重要成员的事迹、家族迁居路线及各家支的分居情况。第四部分，“雄书氏近代祖考妣暨近代子孙”。《水西安氏族谱》收录了一些官府的文书档案，友朋吊诗唁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对研究水西安氏家族发展及归流后土司家族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是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谱中还记载安氏近祖的祖茔，对于研究彝族丧俗和丧葬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由于时代和文化的隔阂，对有些文化事象和历史事实，《水西安氏族谱》作者的记述、理解可能未臻至美，因此对《水西安氏族谱》进行笺证和解读，纠谬补缺，为彝族史、彝族文化的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料就成为《彝汉文合璧《水西安氏族谱》笺证与解读》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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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作孟俯，汉族，湖州（今浙江吴兴）人。赵孟頫一直是中国书画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善，法宗晋唐而自成一家，绘画上亦是人马、花乌、山水无所不精。同时作为南宋宗室而入仕元朝，其经历又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赵孟頫是宗室，而且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关于赵孟頫的身世，《元史》是这样记载的（卷一百七十二）：“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高宗无子，立子俑之子，是为孝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州，故孟頫为湖州人。曾祖师垂，祖希永，父与訔，仕宋，皆至大官；入国学，以孟頫贵，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訔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赵孟頫五岁时便诵诗习字，他的一位老师是他的母亲丘氏夫人——这位偏房夫人知书达理，有着一般夫人所没有的见识和学问。宋代的宗室似乎都有艺术天赋，据清人彭蕴璨的《历代画史汇传》记载，宋代宗室中，善于绘画而知名者，有三十六人之多。其中赵孟坚有文名，工诗善画。宋徽宗和高宗都是书法的佼佼者。赵孟烦也不例外。赵孟頫早年向当地名儒敖继学习经史，向钱选学习画法，书法则学高宗。中年以后广交社会名士。《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载：“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戴表元在《松雪斋文集序》中说：“子昂未弱时，出语已惊其里中儒先，稍长大，而四方万里，重购以求其文。”虽为贵胄，赵孟烦却生不逢时。蒙古铁骑烧杀抢掠，南宋朝廷一叶飘摇，赵孟頫的家族在皇族中的位置则越来越偏远。赵孟頫出生时，其父赵与訔正在南京做官。1264年，赵与訔擢升为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史，这一职位颇为重要。然而，到1265年三月，一场重病夺去了赵与訔的生命。

2006年，在苏州发现了一批吴昌硕信札，共计79通，84页，另有信封5个，其中73通信札及5个信封均为“顾麟士”上款。顾麟士（1865—1930），字西津，一字筠邻，号鹤逸、西津渔父、一峰亭长，因以“鹤庐”名其室，又号鹤庐主人，家中排行第六，又常署“顾六”款，苏州本地人。其祖父顾文彬（1810—1889），是晚清时期苏州著名的收藏家，家有“过云楼”，收藏之富，甲于吴下。顾麟士继承祖业，不仅丰富了过楼收藏；而且本人亦善画山水，尤长临古，涵濡功深，笔多逸气，故被“吴中画苑推为祭酒”；更以怡园主人的身份创立“怡园画集”，与当时吴中和海上名家顾沄、金心兰、吴昌硕、吴穀祥、陆恢、任预、费念慈等人切磋六法，交流画艺，吴昌硕便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号称“怡园七子”之一。艺坛契友雅聚怡园，颇有云林清閟遗风。这批吴昌硕信札虽未书年款，但无论从其书法风格的分期上做判断，还是从其信中内容所涉及的人物、事情进行分析，信札的书写时间当在其中年，大约是吴昌硕四十多岁至六十岁这段时间，个别信札属晚年所写。这批信札的发现不仅大大丰富了研究吴昌硕这一时期的活动的一手资料，而且弥补了以往关于吴昌硕与顾麟士交往方面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