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历史久远，有记载以来的历史就有几千年。在华夏土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故事，出现了一个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中华文化就是我们生命之源。中华文化是一个活的过程，从远古流传到今天，它形成了一套思想、价值观念，一套思维模式，一套认识世界的方式，至今还无时无刻不在对我们发生影响，我们的血液中还汩汩流淌着中华传统文明的精华。因此，今天我们阅读传统文明，不仅是要了解中华文明的昨天，而在于更深刻地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这个时代今天正在发生的事。《中华上下五千年》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资治通鉴》全册暴294卷，300万字，上起东周，下迄五代，囊括了1362年的历史，堪称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几乎相伴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他非常痴迷这部史学巨著，前后共读了17遍。

《三国志（套装全4册）》是我国著名史学家、西晋学者陈寿撰写的一部史学著作，后人把它列为“正史”，是“二十四史”中的第四种。《三国志（套装全4册）》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60年的历史，共65卷，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后人又称为《魏志》、《蜀志》、《吴志》。，因为，陈寿是从三国进入晋朝的，并且在晋朝担任官职，所以，他在著书时必须要为晋国的政治需要着想。晋朝是直接继承魏政权而统一全国的，陈寿在《三国志（套装全4册）》一书中，就把魏摆在正统的地位，用本纪的名称来记述魏国君主的行事，而蜀、吴二国，一律称传。尽管如此，陈寿在蜀、吴二书中，仍然用本纪的方法，即编年体的方式，按年月日记载蜀、吴国君的政事。因此，在《三国志（套装全4册）》中，魏、蜀、吴三国是并列为书的。应该说，陈寿撰写三个王朝并列的历史巨著，是冒很大风险且很有独特的眼光的。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套装全4册）》，我们对那时是三国鼎峙的认识就不一定会这么明确。因而，《三国志（套装全4册）》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文学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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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字讲述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

《资治通鉴谋略（套装全4册）》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编年体通史。它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取材十分广泛，内容非常丰富，以记载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为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制度等情况。全书共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资治通鉴谋略（套装全4册）》史实考信，史论精当，考评历史兴衰，镜鉴后世治道。该书自成书以来受到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的青睐，成为他们常看不厌常看常新的佐政良史。马上皇帝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资治通鉴谋略（套装全4册）》，专请儒士为他们讲解其中的治国之道，用蒙古语言写了《通鉴节要》作为教材。明太祖朱元璋更对此书倍加推崇，他每天清晨早起研读《资治通鉴谋略（套装全4册）》，认为“习闻明知古代帝王之道，身体力行《通鉴》原则”，并常常以此训诫左右大臣。清圣祖康熙对《资治通鉴谋略（套装全4册）》更是达到了痴迷程度，经常翻阅，认为《资治通鉴谋略（套装全4册）》“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资治通鉴谋略（套装全4册）》作者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西夏县（今属山西）人。自小聪明好学，20岁中进士，开始了他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他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开始钻研史学。司马光认为，《春秋》之后至北宋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余卷，历代史书繁杂，人们不能便览。他要以左丘明《左传》的形式，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以成一家之书，为方便读者阅读。这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谋略（套装全4册）》的主要原因．

《吕氏春秋选译（修订版）》是先秦时代的一部重要典籍，它是在秦相国吕不韦主持下，由他的宾客门下集体编撰而成，其指导思想与吕不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昭襄王立其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虽有子二十余人，但他宠幸的华阳夫人无子，而庶出的公子楚，因其母夏姬不受宠幸，被派往赵国做“质子”（人质）。秦国数次攻伐赵国，赵国因此对子楚很不礼貌，子楚陷入困难的处境。吕不韦本是阳翟富商，正好此时在赵都邯郸遇到子楚，以子楚为奇货可居，于是出千金而西入秦，通过多方活动，使子楚立为华阳夫人的嫡嗣。

《贞观政要》由唐代史家吴兢编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太宗君臣论政的主要内容。选译时对全书４０篇的内容，每篇写一段提示，简要说明该篇的背景及思想内容。从每篇分别择取若看章节进行今译和注释。

我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考古学家对上古器物图识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早在公元前二千三四百年之间，我国就有了文字。据《史记》记载，公元前十六世纪的成汤时代，就有了史官的设置，出现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典册，可惜没有留传下来。直至公元前十五世纪的盘庚时代，才留下了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从此我国进入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时期。公元前十一世纪，继殷商之后建立起来的周朝，典章制度更趋完美，史官设置更为周备，文化发展更加丰富多彩。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推动了文化学术的繁荣。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是一个风云际会、列强争霸的时代。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越国，本来是两个落后的诸侯国，僻居东南一隅，被中原各国鄙视为“蛮夷之邦”。但春秋中叶以后，吴、越两国相继崛起，凭借强盛的军事力量，东征西讨，问鼎中原，一度跻身霸强之列。《吴越春秋》记叙的就是吴国、越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是吴、越两国争霸之事。《吴越春秋》的撰者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赵晔因耻于做一个侍奉别人的县吏，遂不远数千里，到犍为资中（今四川资阳），从著名经师杜抚学习《韩诗》，潜心经籍，长达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