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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武英殿本校点整理。

《新唐书》，记载中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225卷，内帝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北宋宋祁（998～1061）、《新唐书》书影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新书诸志大多比旧志详细。《新唐书》增写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在正史中是第一次，为《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兵志简略记载唐代军事制度及其变化。选举志主要记载唐代官吏的来源、学校科举和官吏铨选、考核等方面的内容。《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设表的传统，立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4表。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颇便于稽查人物。但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指出，它采用各家谱牒，多有谬误与遗漏。《新唐书》最早刻于北宋仁宗时，现存8卷；另有北宋十六行本，现存124卷；南宋刊十行本，现存2卷。涵芬楼百衲本《新唐书》即据上述诸书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流行较广。岳麓书社出版的《新唐书》，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参校殿本、局本以及中华本（中华书局1975年版繁体直排点校本）整理而成的简体横排校点本，分四册印行。

《晋书》是在东晋灭亡二百余年后，由唐政府组织史臣集体撰修的。贞观十八年，太宗诏房玄龄、许敬宗撰修晋史，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巽、令狐德棻、李义府、上官仪等八人分工撰录。后又以许敬宗为总知修事，增卢承基、李淳风、李延年、敬播等人分修，实际撰修者为十八人。其中敬播与令狐德棻的作用甚大，“大抵凡例，皆播所发也，而德棻为先进，故类例多所诹定。“但因修史诸人中，以房玄龄官位最高，故曙房玄龄等撰。又因〈晋书〉是由唐太宗下诏撰修的，同时太宗还亲自为《宣帝纪》、《武帝记》、《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论故总题唐太宗御撰。《晋书》撰修，始于贞观十八年（644年），贞观二十年（646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唐史臣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晋书》的撰修，固然体现了官修史书可以集中力量，分头撰写的有利条件，但更主要的是唐朝史臣充分利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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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记载我国历史上元代与亡过程的封建史书。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即元朝滅亡的當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编修元史。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太祖其十世祖孛端义兒，母曰阿兰果火，嫁脱奔咩哩犍，生二子，长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睹撒里直。既而夫亡，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孛端义兒也。孛端义兒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独阿兰语人曰：“此兒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阿兰没，诸兄分家赀，不及之。孛端义兒曰：“贫贱富贵，命也，赀财何足道！”独乘青白马，至八里屯阿懒之地居焉。食饮无所得，适有苍鹰搏野兽而食，孛端义兒以缗设机取之，鹰即驯狎，乃臂鹰，猎兔禽以为膳，或阙即继，似有天相之。本纪按两汉本纪，事实与言辞并载，兼有《书》、《春秋》之义。及唐本纪，则书法严谨，全仿乎《春秋》。今修《元史》，本纪准两汉史。志按历代史志，为法间有不同。至唐志，则悉以事实组织成篇，考核之际，学者惮之。惟近代《宋史》所志，条分件列，览者易见。今修《元史》，志准《宋史》。表按汉、唐史表所载为详，而《三国志》、《五代史》则无之。唯辽、金史据所可考者作表，不计详略。今修《元史》，表准辽、金史。列传按史传之目，冠以后妃，尊也；次以宗室诸王，亲也；次以一代诸臣，善恶之总也；次以叛逆，成败之归也；次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然诸臣之传，历代名目又自增减不同。今修《元史》，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示意。

《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人民性。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方面，作了大胆，深刻的揭露。如《酷吏列传》反映官史的残暴，《魏其武安侯列传》提示外戚的弄权和相互倾轧，都写得很出色。即使是封建帝王身上的劣质，如汉高祖的无赖和权诈、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迷信鬼神，也都用不加讳饰的笔调给予尖锐抨击，是难能可贵的。书中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有广泛而生动的描写，特别是对于下层人民的才智功德作了鲜明的肯定和表彰。《陈涉世家》专门为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立传，高度评价了他在推翻秦王朝统治中的“首事”之功。《刺客列传》歌颂荆轲、聂政等刺客的抗暴精神。《魏公子列传》里着重赞扬了侯嬴、朱亥这些市井之民的才智和侠义。《货殖列传》则通过商贾活动的描述，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古代经济史料。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文人、游侠、倡优、医者、卜者各类人物都在书中留下栩栩如生的剪影，构成色彩斑烂的巨幅社会生活画卷，加上作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度，是《史记》的思想价值高出于后来一切官修史书之所在。当然，《史记》也有其局限性。司马迁的历史观基本上仍是唯心主义的，有些记载对个人的历史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夸大，有关封建迷信的神异传闻未能完全剔除，宿命论的思想也时有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