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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书堂为浙江南浔蒋氏的私家藏书楼，所藏荟萃范氏天一阁、汪氏振绮堂、吴氏两罍轩等各家所藏历代古籍善本，与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及傅氏藏园并称近世藏书大家。王国维为蒋氏传书堂编撰书目，费时五年，用力精勤，《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传书堂藏书志（套装全三册）》体例精善，裁断谨严，征引富而有当，考镜源流，每有特发之覆，足正前代大家之误。

《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湛甘泉先生文集》是明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湛若水的文论合集，卷一至卷四以语录体形式论述心学思想；卷五至卷七以书训形式论述心学思想，卷八至卷十六是以问辨录形式对心学核心问题给予论述；卷十七至卷二十八收录了湛若水先生为数十所书院所作的记、序、铭、引、文、启等文章数十篇，涉及建院、祭祀、学田、聘请主讲、会讲、作文等多方面问题；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二为记游、行略、墓志等。
　　《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湛甘泉先生文集（套装共5册）》是研究阳明心学的重要资料，标志着宋明理学的高峰，后启王艮、李贽、黄宗羲，兴一代王学之胜景。
　　《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湛甘泉先生文集（套装共5册）》的评介梳理了作者生平交游、思想建树、该书的撰辑刊刻、特色学价值等。
　　《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湛甘泉先生文集（套装共5册）》所采用的是明万历九年（1581）初刻，清同治五年（1866）重刊本。古籍影印，版本精良，加评介，更利传承。

《世纪文库：古典新义》收录了闻一多古典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成果，包括《周易义证类纂》、《诗经新义》、《诗经通义》、《诗新台鸿字说》、《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离骚解诂》、《天问释天》、《楚辞校补》等等，尤其凸显了闻先生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方面的重要创获。

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编纂过古文选本《经史百家杂钞》，该书在晚清民国极受推崇，但后来也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曾氏评价的变化而有起落。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则有名的事件，既有属于传统体系的官员学者文人的褒扬，有处于新旧过渡时期人物的敬仰，也有近代领袖人物的推崇。前者如《清史稿》编纂者及旧文人王闿运、王先谦等，中者如李鸿章、郭嵩焘、容闳等，近者如毛泽东“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判断更广为人知。除了从章太炎开始称曾氏为“吾祖民贼”到范文澜评曾氏为“汉奸刽子手”的负面一系外，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政治立场的各界名人，对曾氏的评论呈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而与这种情景不同的是，曾国藩生前编纂当时影响极大的古文选集《经史百家杂钞》，在晚清民国曾风行海内，成为毛泽东向同学友人推荐的“最佳国学入门书”。自解放后却印行甚少，改革开放后也流行不甚广，远不如曾氏《家书》和《家训》等，其中的变迁原因或与社会整体文化背景渐变有关，也与该选本背后蕴含的整体理念之淡化有联系。
　　下面我们对作者曾国藩和《经史百家杂钞》其书做一简要介绍。
　　其人：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由秀才选贡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以1853年起受清廷委派回湖南办团练抵抗太平军为发端，直至1864年其下属基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因军功逐步高升，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卒后谥号“文正”。曾国藩对清廷的主要政治贡献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也成为他后来受到章太炎等人抨击的依据。而《经史百家杂钞》的编纂，据有关考证开始于咸丰元年（1851）初曾国藩在北京任职时期，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春季安徽宿松军营，在这期间曾国藩完成了由文人官僚向政治军事统帅的转型。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他对传统文章选本的认识及其改进行动上。
　　其书：
　　清代的文章选本，在曾国藩之前已经盛行的有两种，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选的《古文观止》，乾隆四十四年（1779）桐城派主将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两者针对的读者对象有差别，前者重在教学便利，后者更能表达编选者的学术观念，也更受学者重视。曾国藩起初推崇姚鼐，有“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的说法，但对姚氏的观点也并非完全赞同，尤其不能认可其重词章而忽视经史的纯文人风格，曾氏后来统兵治政，为清廷重臣，对姚氏轻视典志和“治道”也有不满，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经史百家杂钞》中。
　　《经史百家杂钞》全书二十六卷，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相对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的分法，增加了“叙记”和“典志”两类专论政事和制度的文章，其余的应酬性居多的“赠序”类删去，“颂赞”“箴铭”“碑志”则进行了归并。对此曾国藩自己在全书“序例”中有交待，在承认自己所编新书和姚氏书“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之后，又特意强调了自己对经史类文章的重视，“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对于此种重视文中之“道”的观念优势，毛泽东在该书编成五十年后有准确的剖析，见于其《致萧子升》：“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认为，国学的内容，应该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但《类纂》只重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杂钞》很可贵。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这也缘于曾国藩与《类纂》编者姚鼐的编书眼光大有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有政治家的胸怀与政治军事实践，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选入了不少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和军事战例的篇目，姚鼐则主要是以辞章家的眼光来筛选。毛泽东之所以看重《杂钞》，说《杂钞》优于《类纂》并向人推荐，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评骘二书。
　　《经史百家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毛泽东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他青少年时曾通读数遍，在上引《致萧子升》信中对此书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青年的感受：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毛泽东不仅力荐此书，更向同学友人陈说应该如何阅读利用好这部国学入门书，即由该书中所选的某篇文章触类旁通阅读原书同类文章，进而及于该书整体，又由该书属于经史子集中之一而及同类其他重要典籍，“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这种力求通识而戒窄陋的阅读学习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继承这份文化遗产，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民国时期，中华书局曾经出版线装仿宋体《经史百家杂钞》，作为《四部备要》集部的一种，受到读者的欢迎。
　　《经史百家杂钞》和其编者曾国藩在当前社会引起了新一轮的关注热潮，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收藏阅读需要，这次出版线装大字繁体竖排本，系以《经史百家杂钞》现存各刻本中文字较为精审的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为底本，校以上海会文堂石印本，除底本明显有误的字词，根据其所出著作的现代权威通行点校本进行了校改外，多数保留了原貌。对其中一些名篇中的文字问题，也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订正了原书中存在的一些文字错误，以保证本书的史实可靠性和文字准确性。底本中卷首原有曾国藩“序例”，本次也予以保留。对底本中各卷以双行小字注文存在的曾氏评语，本次仍保留在原位置，改用小号仿宋字单行排列，以便全书眉目清晰。

井上心叶怨恨所有人，也不喜欢自己。为了迎合这个世界，他必须伪装自己，逼自己展露笑容。他认为自己就像小丑，骨子里满怀悲伤的小丑。超级喜欢编故事的“文学少女”天野远子与向往平稳平凡爱情的井上心叶，再加上不懂人心孤独的“小丑”，交织出充满绝望与感动人心的故事！轻柔感人却又带着淡淡苦涩味的神秘学园喜剧故事《渴望死亡的小丑》，揭幕上演了！本书由野村美月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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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最为通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传世经典·文白对照：古文观止》，由清初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定，选目独到，取材广泛。选编了上自先秦下至明朝的二百二十篇古文精品，分十二卷，以散文为主，兼收骈文经典，大体反映了古代散文发展的主要面貌。篇幅适中，多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便于诵读。《传世经典·文白对照：古文观止》以权威底本核校原文，进行明白晓畅的翻译，每个对开页的左边排文言、右边排译文，是最方便读者阅读的《古文观止》版本。

《钱澄之全集之四：藏山阁集》二十四卷，底本是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龙潭室编排排印本，包括藏山阁诗存十四卷、文存六卷、田间尺牍四卷。《藏山阁原集》为作者钱澄之所自编，二十卷，前诗后文，统一编卷，无尺牍。该集长期以钞本流传，名藏山阁存稿，所收作品绝大多数作于早年至南明行朝，止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底作者返回故乡时。集中也收有少量返里后作品，为深涉南阳史事、深寓亡国哀痛之作。由此见《藏山阁原集》在时代断限、内容性质上与后来编定的《田间诗文集》是有明显区分的。尺牍四卷是作者钱澄之晚年信札存稿，为读集所未收或不及收。原曾以钞本留存，龙潭室刊印藏山阁时，将之与诗存、文存汇成一集，分别编卷。

《高适集校注》，以《四部丛刊》本《高常侍集》为底本，参校以《全唐诗》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时也注意参考今人的校注本，比如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等。《高适集校注》在注解与评析的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