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叶跟奇怪的文学少女相识至今已经两年了。在喜爱故事到想要吃下去的“文学少女”的引导之下，心叶跨越了种种障碍。但是，远子学姐毕业的日子已经渐渐逼近……这时，因为“文学少女”突如其来的背叛发言而愕然的心叶，又被流人进一步推向了命运的浪尖！“天野远子要消失了！”“请去认识天野远子！”一一远子隐藏的秘密究竟为何？心叶和远子的故事又会产生怎么样的波澜？惊涛骇浪一般的第七卷《迈向神境的作家（上）》汹涌而来！本书由野村美月编写。

“啊！这本书竟然有缺页！”某天远子发现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本，竟然有几页被人割掉了。身为喜爱故事到想要把它吃下去的“文学少女”，怎么可能对此不闻不问呢！被再度暴走的远子卷入黑色事件的心叶和同班同学芥川，一步一步被逼至极限的疯狂……是谁躲在黑暗的角落窥探？“文学少女”能够解放这个沉溺过往的灵魂吗？大受好评的文学少女精彩系列第三卷《沉陷过往的愚者》热血登场！本书由野村美月编写。

一本天猫掌柜写的书，一个关于合伙的故事，一段电商的创业经历。本书为长篇小说“三个合伙人”第一部，书名《虎骑士成长故事》，讲述天猫网店“虎骑士”的三个创始人的校园生活和创业经历。在校园里，他们蒙昧、梦想、行动、争论、维和、反击，妙趣横生；毕业后，他们一起合伙做淘宝，经历了很多挫折，最终赚到了钱。全书文笔幽默风趣，引人入胜，不仅能让人在忍俊不禁中轻松阅读，而且能在会意浅笑中了解一个天猫掌柜的成长经历，感悟生活与电商之道。

张京元的《删注楚辞》成书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所谓“删注”，是删去王逸、朱熹两家的注文约十分之七，再加上一些自己的批注。张京元受明代后期解放思潮的影响，研究楚辞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不做“遵用朱子之书说者”，而是“核者存之，谬者祛之，未备者补之，或辞意未惬，即出自大儒不难为之定正”。他把王逸以来影响很大的“讽谏说”，朱熹以来影响更大的“忠君爱国说”置于一旁，对儒家文艺观进行否定，所以，焦竑称赞他“令读者不主故常，而得作者之本旨，君诚独得其解，而非随人以为妍媸者已”。浙江图书馆藏《删注楚辞》一书，为存世孤本，自《离骚》至《渔父》皆有朱墨批注，实钞录于戴震《屈原赋注》《屈赋通释》及汪梧鳯《屈赋音义》，大致而言，天头批注为《音义》，地脚批注为《通释》，而旁批为《屈原赋注》；然《离骚》分段亦钞录于天头。可谓一字不漏，惟未审为何人所钞。今据以四色彩印，宣纸线装，可令读者一窥原书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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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编纂过古文选本《经史百家杂钞》，该书在晚清民国极受推崇，但后来也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曾氏评价的变化而有起落。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则有名的事件，既有属于传统体系的官员学者文人的褒扬，有处于新旧过渡时期人物的敬仰，也有近代领袖人物的推崇。前者如《清史稿》编纂者及旧文人王闿运、王先谦等，中者如李鸿章、郭嵩焘、容闳等，近者如毛泽东“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判断更广为人知。除了从章太炎开始称曾氏为“吾祖民贼”到范文澜评曾氏为“汉奸刽子手”的负面一系外，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政治立场的各界名人，对曾氏的评论呈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而与这种情景不同的是，曾国藩生前编纂当时影响极大的古文选集《经史百家杂钞》，在晚清民国曾风行海内，成为毛泽东向同学友人推荐的“最佳国学入门书”。自解放后却印行甚少，改革开放后也流行不甚广，远不如曾氏《家书》和《家训》等，其中的变迁原因或与社会整体文化背景渐变有关，也与该选本背后蕴含的整体理念之淡化有联系。
　　下面我们对作者曾国藩和《经史百家杂钞》其书做一简要介绍。
　　其人：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由秀才选贡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以1853年起受清廷委派回湖南办团练抵抗太平军为发端，直至1864年其下属基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因军功逐步高升，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卒后谥号“文正”。曾国藩对清廷的主要政治贡献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也成为他后来受到章太炎等人抨击的依据。而《经史百家杂钞》的编纂，据有关考证开始于咸丰元年（1851）初曾国藩在北京任职时期，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春季安徽宿松军营，在这期间曾国藩完成了由文人官僚向政治军事统帅的转型。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他对传统文章选本的认识及其改进行动上。
　　其书：
　　清代的文章选本，在曾国藩之前已经盛行的有两种，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选的《古文观止》，乾隆四十四年（1779）桐城派主将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两者针对的读者对象有差别，前者重在教学便利，后者更能表达编选者的学术观念，也更受学者重视。曾国藩起初推崇姚鼐，有“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的说法，但对姚氏的观点也并非完全赞同，尤其不能认可其重词章而忽视经史的纯文人风格，曾氏后来统兵治政，为清廷重臣，对姚氏轻视典志和“治道”也有不满，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经史百家杂钞》中。
　　《经史百家杂钞》全书二十六卷，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相对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的分法，增加了“叙记”和“典志”两类专论政事和制度的文章，其余的应酬性居多的“赠序”类删去，“颂赞”“箴铭”“碑志”则进行了归并。对此曾国藩自己在全书“序例”中有交待，在承认自己所编新书和姚氏书“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之后，又特意强调了自己对经史类文章的重视，“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对于此种重视文中之“道”的观念优势，毛泽东在该书编成五十年后有准确的剖析，见于其《致萧子升》：“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认为，国学的内容，应该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但《类纂》只重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杂钞》很可贵。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这也缘于曾国藩与《类纂》编者姚鼐的编书眼光大有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有政治家的胸怀与政治军事实践，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选入了不少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和军事战例的篇目，姚鼐则主要是以辞章家的眼光来筛选。毛泽东之所以看重《杂钞》，说《杂钞》优于《类纂》并向人推荐，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评骘二书。
　　《经史百家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毛泽东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他青少年时曾通读数遍，在上引《致萧子升》信中对此书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青年的感受：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毛泽东不仅力荐此书，更向同学友人陈说应该如何阅读利用好这部国学入门书，即由该书中所选的某篇文章触类旁通阅读原书同类文章，进而及于该书整体，又由该书属于经史子集中之一而及同类其他重要典籍，“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这种力求通识而戒窄陋的阅读学习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继承这份文化遗产，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民国时期，中华书局曾经出版线装仿宋体《经史百家杂钞》，作为《四部备要》集部的一种，受到读者的欢迎。
　　《经史百家杂钞》和其编者曾国藩在当前社会引起了新一轮的关注热潮，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收藏阅读需要，这次出版线装大字繁体竖排本，系以《经史百家杂钞》现存各刻本中文字较为精审的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为底本，校以上海会文堂石印本，除底本明显有误的字词，根据其所出著作的现代权威通行点校本进行了校改外，多数保留了原貌。对其中一些名篇中的文字问题，也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订正了原书中存在的一些文字错误，以保证本书的史实可靠性和文字准确性。底本中卷首原有曾国藩“序例”，本次也予以保留。对底本中各卷以双行小字注文存在的曾氏评语，本次仍保留在原位置，改用小号仿宋字单行排列，以便全书眉目清晰。

《世纪文库：古典新义》收录了闻一多古典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成果，包括《周易义证类纂》、《诗经新义》、《诗经通义》、《诗新台鸿字说》、《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离骚解诂》、《天问释天》、《楚辞校补》等等，尤其凸显了闻先生在《周易》、《诗经》、《庄子》、《楚辞》方面的重要创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