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过程中，《红缨马鞭》作者先是把人物形象塑造起来，再把感情线加进去，然后想象他们将面对哪些转折点，要做些什么样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将把哪些事情推到哪一个方向，这样，故事情节就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了。文学也是人学，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为了让书中的故事充满生活气息，我在叙述和描写当中也穿插了一些情感故事。在创作过程中，丰富的想象，促使《红缨马鞭》作者形成了作品。把想象，特别是把自己的思考，和记忆结合起来，把彼此不相干的事物融合在一起，又把混合在一起的事物分离开来。

詹姆斯作品最突出的是跨文化视角和犀利的审美，以描写美国人面对欧洲和欧洲文化所产生的冲突碰撞闻名。本书是詹姆斯早期小说的代表作，法国贵族尤金妮亚和费力克斯移居美国，住在新英格兰的叔叔温特沃斯家，他们优雅的生活方式和骨子里的保守，与温特沃斯家清教徒的规范及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尤金妮亚的爱情最终被断送不得不黯然回国，而费力克斯则追求到了心爱的人并定居下来。詹姆斯用低调但不乏幽默的行文风格、对语言绝对自如的驾驭能力以及精妙的心理与道德现实主义描写，为读者呈现了三种迥异的爱情，构成了一幕欧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喜剧。

青年作家马金莲*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五个优秀中短篇小说：《人妻》《我的母亲喜进花》《义诊》《底色》《冯家堡子》。《我的母亲喜进花》从照片中的母亲喜进花，到迈出家门、走向小镇的《人妻》中的腊东梅，到《底色》里漂亮女人张桂香的爱恨情仇，再到《义诊》中那个令男人想入非非的气质女人陈墨梅，处处是马金莲个体生活的记忆，却铺陈描绘出一幅当代乡村众生百态图。温情的文字表达，再现了乡村社会生活中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和现代化浸染下的乡土嬗变。其艺术性和可读性，都为新世纪的民族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范例。

主人公金草，在父母残疾家庭贫困的艰难条件下，为给父亲治病，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后遇到自己心中至爱的人，为了不破坏所爱之人的家庭，金草便毅然结束了保姆生涯，去深南市打工。经过奋斗她收获了成功，也差点收获了爱情。但阴差阳错地，她又遇上了她所爱之人。可是此时的他，已是个刚从生死线上活过来的、并有可能成为残废的人。经过内心一系列的斗争后，金草终于向她所爱的人勇敢地走了过去……可以说金草这人物形像有些“简爱”的影子。

故事展开在中国江南禅城天缘江和美国西部大都会洛杉矶两座城市间，从地域说，两城横跨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从文化说，一个是以好莱坞为基座、血脉中无时不流淌着“白人至上”的美国现代文化之都，一个是绵延两千多年、儒释道文明难分难解的禅城故里。书中人物不管他们如何歌哭泣血，都渗润着各自血脉中流淌的文化因子。作者将跨代文化的比较、碰撞、相因相融写得神形毕肖，微妙处令人忍俊不。

“千万不要在公共马车上瞎说一通，那会出乱子的。”如果第一次出远门的十九岁青年奥斯卡·于松谨记母亲反复的叮嘱，他的“入世之初”就不会变成一场灾难了。 在从巴黎到亚当岛的公共马车上，几位出于不同目的掩饰自己真实身份的乘客聊起天来。年轻人们自吹自擂，貌不出众、语不惊人的奥斯卡在虚荣心的作祟下，当众泄露了德·赛里齐伯爵的难言之隐，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位伯爵就在同一辆马车上…… 《入世之初》由巴尔扎克的妹妹洛尔提供素材，主旨在表现年轻人的成长及其心理特点。小说以温和的态度批评了年轻人爱慕虚荣、贪图享受、喜欢吹牛等弱点，也描写了他们通过艰苦生活的磨炼，如何从所犯错误中接受教训，逐步变得成熟、老练起来。 作为风俗史家的巴尔扎克，善于结合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地位来分析和刻画他们的性格。特别是首尾呼应的两次公共马车旅行，巧妙地勾画出了从王政复辟到七月王朝时期社会各阶层人物的面貌和他们的变化发展，并充分显示了作家在对话中塑造形象的才能。

《大浴女》：这部以塞尚的名画之名命名的长篇小说，是铁凝长篇小说创作序列中的重要作品。小说以一个女儿的视角，深入一个家庭内部，讲述夫妻关系、伦理亲情和主体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讲述亲子之间的代际冲突，以及由此牵扯出来的历史、现实问题等等。小说人物鲜活、节奏紧凑，充分体现了作家关注生活，关注家庭，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女性成长问题的艺术功力。

这是巴金新中国成立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代表着巴金长篇小说艺术成就的新高度。小说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为背景，围绕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三人展开故事情节，描写一个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内忧外患、肺病等现实生活的种种重压下一步步走向毁灭，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满怀理想的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当时病态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这部现实感极强的小说中，蕴含着作者对人性、家庭伦理关系的深刻思考，书中对“婆媳关系”的描写，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 ——巴金

故事素材有的来自典籍，有的则来自采访，而且取材于地方志和民间信仰的地方甚多。何以至此，根源于格林兄弟的感召。小格林当年在写给大格林的一封信中曾说，你可以去搜寻古诗，或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没有被发现的重要东西。1805年，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曾带着大格林前往巴黎，搜集编写罗马法史所需要的资料，此后不久，大格林决定搜集德意志古代传说和童话。传说或者轶事正是民间信仰的流传载体之一，越是深入民间采访，就越发深刻地体会到各种传说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正如小格林所说，其中的确潜含着某些重要的东西。其一，有的传说何以能够长久地存在于民间，甚至可以锁定为先秦至今，是因为它们原本就属于民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以给人们带来听闻快感，还可以作用于化解身心疲惫。自己的心头所想若是难以言说，不妨诉诸于讲述听闻，借他言己。故事的来龙去脉，更是有可能契合于人们的日常所思，自是可以借助于他人的遭遇寻找自己的未来。其二，有的传说高度契合于传统典籍中的相关论述，但传说所具有的灵活面貌是典籍记述难以具备的。传说中的人物灵活多变，正好搭配着日用常行的灵活性。尽管典籍记述可以成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但难免具有僵化气质，相比较而言，各种传说会以活生生的面貌承载着民族文化。其三，历史法学派致力于关注民族传统与当前日常的关联性，各种传说古今流传，所带来的正是古代元素对当代生活的深度参与，但又并非所有的古代元素都可以流传至今，民间接受恰恰是一种遴选淘汰机制，古与今或者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可以在当今的日用常行中实现整合。理性思考的悖论结构乃至化悲为美的拯救策略，就存在于自古至今的历史夹层和人们的日用常行中。在素材、文本与作者之间，作者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法官，素材就是案件，文本就是最终的判决，时代背景和文学创作规律就是法律。法官按照法律审判案件，做出最终判决，同样的道理，作者按照时代背景和创作规律审视素材，写出文本。在素材上，地方志大多为历史实事秉笔直书而进行记述，民间信仰则通常具有超验色彩。《天鹅绝唱》试图以长篇小说的方式解构地方志和民间信仰，再进行重构，将其间的人文关怀落实在时下人的具体生活中。地方志以史笔架构时空，难免具有架空之嫌，民间信仰尽管为时下人所体认，但有形上之虞，而小说正可以救民间信仰之弊，补地方志之偏。正如不同的法官，在面对同一起案件时会做出不同的判决，字里行间潜藏着法官自身的各种考量，文学文本中同样包含着作者的人文见解。

长篇小说《崧塘纪事》，以上海郊区农村生活为题材，描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普通人的曲折经历和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真善美。 小说文字晓畅，整体叙事明亮而温暖。作品借助于这些人物，以真实的细节和朴实的叙事，展现了上海农村的风俗和真正的农村生活。作品以情动人，对美好人性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构成了作品的主旋律。小说用自己的故事演绎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普通人最伟大”这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