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明人江西吉水王佐撰。佐字功载，号竹斋，明宣德二年（1427）进士，官刑部主事，历员外郎，天顺间出守临安，以勤慎著闻於士大夫间。《新增格古要论》为王氏增补前人曹昭《格古要论》之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博物、赏鉴专著。原书仍名“格古要论”，后人更冠“新增”二字以与曹著区别。曹昭字明仲，明初江苏松江人，自幼嗜古，“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别其是否”。曹氏因“常见近世纨袴子弟，习清事者亦有之，惜其心虽有好而目未之识”，遂“取古铜器、书画、异物，分高下、辨真赝，举其要略，书而成编，析门分类”（《格古要论》曹昭自序），撰《格古要论》，成书於明洪武二十一（1388）年三月，“於古今名玩器具真赝优劣之解，皆能剖析纤微。又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赏鉴家所重。”（《四库提要》）明景泰七年（1456）四月，王佐据曹氏原考校增补，至其年七月完成。所录篇幅数倍於原书，除自家收藏、搜讨所得、耳目所闻外，又以宋元以来诸名人文集内相关篇章采入。全书共十三卷，新增、续补条目以小字注出，考校增补之外，又将原书重新编次：卷一为古琴论；卷二为古墨迹论上；卷三为古墨迹论下；卷四为金石遗文、法帖题跋；卷五为古画论及古人善画者小传；卷六为珍宝论、古铜论；卷七为古砚论、异石论、古窑器论；卷八为古漆器论、古锦论、异木论、竹论；卷九为文房论；卷十为古今敕诰题跋；卷十一至十三为杂考。其中，卷三新增各家“兰亭考”二十余篇，卷四新增各处碑帖数百项，卷十至卷十三录宋元以来名人敕诰题跋，历考秦玉玺、唐宋以来衣冠文物制度、宋元宫室等，俱为新增主要内容，然亦以杂抄多而识见少为人诟病。本次整理以《惜阴轩丛书》本为底本，以《续修四库全书》影明刻本、《丛书集成》本为校本，另参校《夷门广牍丛书》本、《四库全书》本《格古要论》。原书目录与正文篇目行文不同，但便于检索，今仍其旧。

《鸿雪因缘图记（套装共3册）》每集分上、下两卷，一事一图，一图一记，凡二百四十图、记二百四十篇，系清完颜麟庆着文，汪春泉等绘图，为作者记述身世与亲历见闻之作。麟庆曾经宦游大江南北，加以性好山水，所至之地皆不废登临，留心考察，见闻宏广，并将自己所历所闻所见一一详加记录，复请当时著名画家汪英福（春泉）、陈鉴（朗斋）、汪圻（甸卿）等人按题绘成游历图，以期使生平雪泥鸿爪之印痕藉以长久保留。是书以图文相副相成的形式，实录其所至所闻的各地山川、古迹、风土、民俗、风俗、河防、水利、盐务等等，保存和反映了道光年间广阔的社会风貌。所载二百四十图，内涵涉及山水屋木、人物走兽、舟车桥梁，包罗万象，纤毫毕具。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著录此书，称其“以图来记叙自己生平，刻得很精彩，可考见当时的生活实况。《鸿雪因缘图记》凡三集，卷帙最为浩瀚。”此次整理以道光二十九年版为底本。

彼以质千载于一时，言惟是雕虫之技也欤哉。盖必有凛乎其辞，使人毛发洒然，而枵夫亦奋足拊心也者。唐故多立言，所称四杰，则路侍御在焉。其辞文美丽，宣宫商而和金石，高廷礼诸公知之，古今脍炙之矣。及“一杯”、“六尺”两语，虽激李氏怒，而终以反正，至是而李氏知侍御也。当是时，人皆称快，则当时知侍御也。于今读其檄者，无不挹其生气，则于今知侍御也。知侍御者，固在此不在彼已。夫侍御一代作者，主簿 调者十载，继又贡疏，迁临海丞。文人不遇，大率然也。侍御之贤，以临海而益彰，遇何穷乎侍御。且文人之不遇，而功业在成败之间者，一侍御已乎。独惜其求文之昭，亦迟之乎侍御之遇中宗，中宗之知侍御也。嗟夫！

《石渠随笔》八卷是清嘉、道年间名臣阮元有关书画著录类的著作。阮元一生主要致力于经史学术的研究，但对书画艺术等“末技”也独有会解，功力深湛。他持“艺术必与学问相通”（《提要》）之论，反对向壁虚造的“萧疏散淡”，讲求“一门一径，皆有考证”（《石渠随笔》卷二）。而他的这些艺术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名作《石渠随笔》中。《石渠随笔》是阮元于乾隆辛亥奉敕续编内府储藏书画为《石渠宝笈》时，随笔所记之著。在历时两年多的编纂过程中，阮元遍览内府秘藏，选其菁华，札记笔录为《随笔》一书。《随笔》中的许多精要考证，后多为《石渠宝笈续编》所吸收。虽然《随笔》中著录的书画作品基本都见于《续编》，但《随笔》的重要意义仍不容忽视。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鸿篇巨制的《续编》相比而言，《随笔》篇幅短小，便于检阅，《续编》菁华所在又多萃于此书。而且《随笔》虽小，体例却甚为完备，每幅书画之题咏、跋语、年月、姓名、笺素、尺寸、印记等，多加著录，足资考证。第二，《随笔》考据精审，明辨真赝，多能订其谬误，从文史的角度详细著录了有关文学、历史、典制等方面的资料，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笔》中一些内容为《续编》所无，有更为珍贵的价值。如卷六董其昌行书所用朝鲜进表，《随笔》详录朝鲜国王李倧进表内容，此表不仅《续编》不载，明代诸史籍及朝鲜《实录》中皆不录，而此表可证补《明史》之缺，及与《李朝实录》的相关记载相生发，史料价值极为珍贵。第三，《随笔》较集中地反映了阮元的艺术观，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如评宋人《司马温公独乐园图》时他认为“唐以前人画宫室，一门一径，皆有考证。至宋，此风渐替，至明更微，于此二画可见也”，就明确地反映了他“艺术必与学问相通”的观点。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经历三次编纂的清代最大规模的宫廷书画作品著录，书中涉及的书画主要为自晋、六朝、隋唐直至清朝当代的中国古代书法、绘画、碑帖、版刻等作品。《秘殿珠林》专门著录与佛教、道教有关的书法、绘画作品。《石渠宝笈》著录其他一切内府收藏的书画。《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编纂人员都是清代宫廷的翰林文臣，大多是当时的书画大家、研究专家、著名学者，代表了当时书画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经过这些翰林学士的甄别、坚定、遴选后，基本确保了著录的书画都是宫廷收藏的精品之作。

《跟大师学国学》收录了从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章太炎、梁启超、李叔同（弘一大师）、朱自清、闻一多、王国维、鲁迅等多位在当时及现在都被公认的、对国学发展举足轻重的国学大师的著作，内容既有对国学的要义、分类以及发展的宏观阐述，也有细致的国学书目的学习指导，更有对儒、佛、道、易学、史学、唐诗、宋词、小说等各个方面讲行的分类阐述和介绍，深入浅出、言必有据、辨思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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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一语，先于著书之年，语源可考自南朝宋将檀道济（？—公元436年），据《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意为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唯有退却，方是上策。此语后人赓相沿用，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及明末清初，引用此语的人更多。于是有心人采集群书，编撰成《三十六计》。但此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代炎黄子孙心中永恒的精神家园而书籍，正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本套同学线装藏书收录厂《周易》《论语》《史记》等四十部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国学经典，希望读者在感悟人生智慧的同时，与诸子百家交流思想，与历朝历代文学大师对活，畅游国学艺术殿堂。

《徐光启全集（套装共10册）》此次整理在原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集》、《徐光启著译集》、《农政全书》等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海内外新发现的佚文和资料，吸收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