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刘秉忠字仲悔。在他所著的《平沙玉尺经》中《造微赋》以微妙、精细、不可思议的赋文总述了风水原理和实践方法；《逐吉赋》论述消峰及其断言；《天机赋》是论述纳水及其断言。“三赋”的关系是：《逐吉赋》是《造微赋》测量峰砂风水好坏的操作尺度，《天机赋》是《造微赋》测量朝堂水吉凶的操作风水尺度。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国师刘伯温对“三赋”进行论释。可是风水学中的峦头派、三合派褒奖《平砂玉尺经》一书“至精至深，尽泄地理玄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应遵循“验者为真，不验者为假”的原则来学习。

《十一家注孙子》全书共十三篇，是我国最早的兵法典籍，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世界三大兵书之一。

我國古代音韻學的研究源遠流長，自漢末魏晋始，各個歷史時期都留下了不同類型的音韻學文獻。這些文獻既包括古人分析和描寫古漢語語音的韻書、韻圖，也包括系統研究古漢語語音狀况的古音學專著，可謂彌足珍貴。二十世紀以後，隨著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引入，音韻學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上都有較大突破，出現了一批經典著作，成為進一步開展音韻學研究的出發點。

我国的印谱起源于宋代，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印谱，是明代隆庆时期的顾从德于1572年编辑的《集古印谱》，《集古印谱（套装上下册）》是出版后的第三年（也就是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再次增补本，玉印增加到220余枚，铜印增加到3200余枚。钤有“泽腴”、“以飬其身”等印，再题列编排、用笺规格、译文考证等方面都极其细致，为以后的印谱形制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文化典籍中的善本古籍，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证，极富文献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避暑山庄玺印录》乃民国三年（1914）钤本，收皇家玺印200枚，大印一页一枚，小印多至一页两枚、四枚。许多处有连文澄识语，多指明此印的制作材料和印文。

《国际儒藏·韩国编》是國家二一一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國家九八五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她的出版，是中国学术界国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国际儒藏》分为韩国编、日本编、越南编和欧美编等几部分，此次出版的是《国际儒藏》韩国编的四书部分，仿《四库全书》体例，分为经、史、子、集，但有所创新。所编纂的文献按照“古籍点校条例”进行整理、标点、校勘，并撰写简明提要，对收入著作的作者生平思想、著作内容？版本源流、后世评价及影响作简单介绍。本部收录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纂的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中注解阐释四书的汉语书籍或篇章，计大学著作一百二十三种，中庸著作一百二十种，论语著作一百一十六种，孟子著作一百零五种，总计四百六十四种。本部分类仍照韩国经学资料集成，按四书分为大学卷、中庸卷、论语卷、孟子卷，卷内篇目按作者生年先后顺序排列，篇幅较长著作的次序适当调整以避免跨册。

王應麟博学多才，著作宏富，其学术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于困学经闻提要，称“應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有伦比”，实际则不仅仅是宋代，在我国学术发展史上，王應麟堪称第一流学者。如梁启超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称“宋王應麟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一一三○——一二○○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合起来，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二程和自己则是这一久已中断的道统的继承、发扬者。他为四者分别作了注释，对大学还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称为四子（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有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一篇，又朱子语类卷一。五云“四子，六经之阶梯”）：大学、中庸的注释称“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引用二程、程门弟子及其他人的说法较多，称“集注”。后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中國宋代金石學著作。共30卷。著錄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銅器 839件。《博古圖》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銅 器的精華。每類器物都有總說，有摹繪圖、銘文拓本及釋文，並記有器物尺寸、重量與容量。有些還附記出土地點、顏色和收藏家姓名。

中國古代兵書浩如烟海，據《中國兵書知見錄》的統計，見于著錄的有三千多部，存世的有兩千多部，是中國文化遺產中的燦爛瑰寶。这其中尤以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宋本武經七書》為最。《宋本武經七書》是我國古代官方校刊、頒行的一部兵書選本，由《孫子》、《吴子》、《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尉繚子》、《黄石公三略》、《六韜》七部書組成，编纂于北宋年间。宋仁宗時設？武學，命曾公亮采集古代兵法及當代計謀方略，编成《武經總要》一書，供武職官員閱讀。到神宗時，武學作為一種固定的制度确立下來。為適應當時軍事鬥争、教學、考選武舉的需要，元豐三年（一0八0），神宗命令國子監司業朱服、武學博士何去非等挑選、彙編兵書。校定後的七部兵書共二十五卷，于元豐年间（一0七八－0八五）雕版刊行，統稱《武經七書》，以之考選武舉和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