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1函1册）》是明朝张爵撰写的。张爵字竹坡，是明朝嘉靖年间人士，生活于京师。明朝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到嘉靖皇帝拉位登基，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张爵写的这本书，当时只印了很少册数。后来吴兴人氏刘承斡在内廷见到这本书，觉得很可贵。他想到唐朝人韦述着《两京新记》，到了明代仅留下来残本，好事者续写《唐两京坊巷考补遗拾》。而张爵写的这本书“完好无缺，尤可宝贵久藏”。《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1函1册）》记载，内城有900多条胡同，外城有300多条胡同。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法律制度，在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法律罐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系统和完整的法律制度。清在入关前曾相继颁行过一些法律，据满州实录记载，其在建州时期明万历十五年（公元一五八七年）于费阿拉“定国政，凡作乱、*盗、欺诈，悉行*禁”。其所谓*禁，在当时主要是带有民族特色的肉体刑罚，包括打腮、贯耳、以箭射身、刺鼻、头顶热*、脚踩红火炭、两手钉横木、碎*八段，及将*体分旗慰*示*等。大清律集解附例共三十卷，四百五十九条，其篇目分门，分卷，均沿袭明律，律文本身出入不大，统筹过程是十分*促的。因此曾遭到清初史学家谈*的批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此说或失于偏颇，但由于清初立国未稳，四海未定，加之时限甚短，故亦只能草率间世。因此，这部顺治朝大清律集解附例*非清代法律的代表作品。

《资治通鉴》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在这部巨著中，作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资治通鉴》在千年的流行过程中，它的学术人才社会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入以来《资治通鉴》的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但质量较高 的却所见甚少，可谓“风毛麟角”。而相当一部分版本是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或断章取义，或妄如评注，贻误读者。《资治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原欲定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沈括（1033－1097），字存中，北宋科学家杭州钱塘人。沈括的科学贡献遍及天文、数学、物理、地质、气象、生物、医学等各领域。《梦溪笔谈》全面总结了宋朝以前我国科学技术成就，在世界上享有极高声誉。在数学上，他发明了“隙积术”和“会圆术”，“隙积术”比国外计算高阶等差级数的公式早500多年，“会圆术”是我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全书按内容分为17门，涉及典章制度、财政、军事、外交、历史、考古、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广阔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极富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其于史学，则辑录史料翔实可靠，又有很多记述为其它史籍所无，或较其它史籍记载更为翔实。这些记载，或弥补史料之缺陷，或考证史料之错讹。文字流畅、洗练，描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本身就是一部笔记体文学佳作。

本书是作者在工作中，一是对碰到的一些情况、问题，总想从理论上、方法上和措施上加以说明和研究；二是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也觉得有必要加以总结；三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如何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水平，感觉尤有必要在理论上作些探讨，摸索出新的经验。工作之余，写了一些思考和总结之类的小文，自1982年以来，慢慢积累了31篇文稿。现将其汇集成这本小册子。也是对自己几十年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小册子收录的文稿，是作者从1982年12月至2004年9月写的，其中，大多数是1988年以后写的。编排是以公开发表的时间顺序为序，除了对几篇文章做了个别修订和更改了个别重复的标题外，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均保留了发表时的原貌。小册子收录的文稿，系作者本人撰写或与他人合作。与他人合作的部分文稿，均在文本加注说明，并借此向合作的同志致谢。小册收录的文稿，时间跨度长达22年之久，再加之由于本人认识水平有限，不妥当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浩如烟海，二十五史乃是中华文化遗产的精华。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二十五史中的精华。《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汉书》记载从刘邦随陈胜、吴广之后起事反秦，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即西汉皇朝从创建到衰亡这230年的一部史书。分书共100卷120篇，约81万字。《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195年的史实。其中，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邢晋朝的司马彪。《三国志》——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基本属于纪传体的史书。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本套丛书对前四史进行详细而科学地整理，原文及详注的结合有助于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普及，能够引导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及学生更好地阅读中国古籍，汲取中华民族文化精髓，提高阅读古籍的兴趣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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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本未作为史书的一种体裁，始创于南宋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在此以前，史书已有编年、纪传、典志（政书）三种体裁——即编年体有《春秋》、《左传》等；纪传体有《史记》、《汉书》等；典志体有《通典》等，以这三种体裁记录了中国历史事实。编年体史书的长处，在于按年代编纂史事，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顺序；其缺点是一事常常隔开若干年后再接续叙述，记事前后割裂，即“或一事而远隔数卷，首尾难稽”，对于了解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很不方便。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能兼顾时间、事类，实为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其缺点是各部分之间相互重复或脱节，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典志体史书强调典章制及同类史实的统一性，其缺点是从纵的方面分裂了历史的完整性。纪传本末体史的编纂方法，眉目清楚，旨趣明白，读者开卷后便可一目了然，从而获得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历史知识，被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称为是“一种便于记忆、检索，对初学历史的更为合适的体例。”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这一便于阅读便于记忆的优点，非常利于普及历史知识，可满足广大读者渴望获取历史知识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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