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代典则》二十八卷，明黄光升撰。光升，字明举，晋江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昭代典则》为编年体明史，叙述明朝历代帝王功绩、文武大臣与社会贤哲事迹，以及明朝行政建置、人口变动等。记事上起元至正十二年（1352），下迄隆庆六年（1572）。《昭代典则》按年月记事，内容简赅，对明太祖一朝事特详。《昭代典则》可与《明实录》和其它明史互为参证，对研究明代前期历史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兹将《昭代典则》影印出版，以供读者参考。

《国语》是一部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汇编。其中所收录的，多为历史人物分散的言论，这些言论和国家兴衰、历史变迁有关。包括《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记载上起西周穆王时期，下迄鲁悼公，前后跨越五百多年。从编写体例来说，它是一部国别体的以记言为主的史料集，因此被称作“国语”。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临御已三十馀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末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12237 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于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十余年，共抄出七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临御已三十余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责成王际华、于敏中负责此项事务。至乾隆四十三年，《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按照乾隆帝的意愿，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搞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室。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嗣后，大江南北兵祸连绵，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以及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相继遭劫。七阁《全书》仅有三部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另有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毁而未尽，得以据它本补足。而藏于搞藻堂的《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硕果仅存的世间孤本。搞藻堂位于乾清宫北，本为皇帝个人休息之所，他人根本无从涉足其地，所以，人们对于《荟要》所知甚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又把《荟要》裹到台湾。 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五百册。由于《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荟要》有着《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首先，书品精美，质量上乘。如前所述，《荟要》几经战火，已经是天壤间硕果仅存的珍品，不惟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这部丛书的编纂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修书务求精美而不计资费，因此，《荟要》的书品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 界。据目睹此书的台湾学者说，《四库全书荟要》“字体端严劲挺，纸白墨润，装潢考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世界书局的影印本中得到证实。其次，选编精审，卷帙精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佚书，其结果必然是卷帙浩繁，“检玩为难”，而《荟要》的编纂却是为了供皇帝一人御览，故其旨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四库全书荟要》的体例一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所收图书数量却仅为《全书》的七分之一，计四百六十三种，其中，经部一百七十三种，史部七十种，子部八十一种，集部一百三十九种。总计二万零二百八十八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所选图书均为先秦至于清代久享盛名的图书精品，其思想学术、义理辞章俱属上乘。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菁华尽备于斯。再次，内容真实，少经删篡。自康熙时兴起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统计，仅乾隆一朝，文字狱便有一百三十余起。对于清代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忌讳的便是图书文献中有不利于清王朝统治和诋毁满人的文字。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乾隆帝在诏令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同时敕令对图书的内容严加审查，收入《四库全书》图书中有关华夷之别的思想言论，均被四库馆臣肆意删改，在这一意义上，清修《四库全书》，虽对于保留、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贡献，但与此同时，《四库全书》中也有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由于《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因此，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务求完整，至少没有大量删改的必要。由于这一原因，《荟要》收入图书种类虽然仅仅是《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却近乎《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荟要》确实远远胜于《全书》。第四，校勘翔实，版本珍贵。《荟要》编纂过程中据以缮写的底本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内府刊刻本，这些刻本主要来自于清内府图书刊刻机构武英殿，二是内府藏历代善本和钞本，三是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在民间征求到的佚书，在内府藏本和民间奉献的遗书中自然不乏宋元时期的旧本。再由于修书馆臣和誊录、校对的人员都具有相当的学识，他们缮写精细，校勘、核对精审，从而使得《四库全书荟要》绝少错谬之处。据统计，《四库全书荟要》用来校勘的图书达五百余种，其中宋本六十二种，金元刊本六十三种，明刊本二百八十八种，清刻本五十种，此外还有《水乐大典》本十八种，仿宋钞本七种，稿本一种。时至今日，《荟要》据为底本的许多宋元刻本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更显得《荟要》版本的珍贵。由于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一睹《四库全书荟要》的真容。因此，吉林出版集团对《荟要》的影印出版，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丛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治河全书》采用天津图书馆所藏孤本影印，经图书馆有关专家鉴定为清进呈本。是书为清康熙年间进士张鹏翮任河道总督时纂辑。包括上谕、治河事宜、奏章等内容，记载了我国运河、黄河、淮河三大水域的源流支派、地理位置及历年对其治理情况等，其中对各河道的形成、流向、堤坝修筑、防汛等事宜所记尤为详细。书中还附有彩色绘图，工细精致，精确地反映了三大河流及各支流的全貌。该书内容翔实，史料性强，是研究清代治河工程的重要历史资料，对今天的治河工程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是中国第一代哈佛留学生。他是“四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共产党将其列入“必须立即动手逮捕”的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战犯。蒋介石将其圈定为仅次于孔祥熙的第二位应开除中国国民党党籍的人。他在宦海中，时沉时浮。同蒋介石的关系，时分时合。风云变幻，数度兴衰。近年，他的日记在美国解密，引起广泛关注。他在日记中说了些什么呢？宋子文，中国第一代哈佛学子，被称为“国民政府著名的理财家”。在民国政坛上风云一时。本书记录宋子文在美国求学、在民国政府任职及最后葬身美国的人生经历，书中援引了最新开放的宋子文档案材料。

武亿（1745—1799）字虚谷，号授堂，河南偃师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其学力深厚，见解精辟，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阮元等对其多所赞誉。主要著作有：《金石三跋》、《金石续跋》、《读史金石集目》、《群经义证》、《经读考异》、《句读叙述》、《三礼义证》、《授堂文钞》、《授堂诗钞》等十余种，凡数百卷。还编有《偃师县志》、《鲁山县志》等。武亿后人将其大部著作集刊为《授堂遗书》，内容概为四类，一为经学研究之作，二为金石序跋之文，三为诗、文、书等，亦多与金石有关，四为姚鼐、钱仪吉、孙星衍等为武亿所作传、墓表、寄赠等文。据此即可见其学术成就、平生交游之大概。武亿之学乃研清代金石学、经学、考据学者不可忽略者。《授堂遗书》刻本流传未广，读者见之不易，此影印本颇值一阅和收藏。

金石学是我国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金石学研究的对像十分广泛，举凡甲骨、金文、简牍、碑刻、墓志、造像、摩崖、铜镜、瓦当、玺印、画像石、画像砖等都属于金石学范畴。金石资料的保存和流传多有赖于我国古老的传拓技术。一幅好的金石拓本，往往能达到图像生动逼真、铭文清晰、毫发毕现的效果。还有许多传世金石名品，或毁于兵火，或流失域外，其图像铭文仅靠拓本而得以保存，尤为珍贵。为了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借鉴优秀文化遗产，我们从浩如烟海的金石拓本中精选出商周金文、秦漠金文、历代铜镜、秦漠瓦当、石刻造像、漠画像砖、六朝墓志、隋唐墓志等八类金石拓本，共计一千余种，汇为一编，总名为《中国金石集萃》，献给广大读者。本编所收均为图像形象生动、铭文清晰、字体佳好，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金石拓本。所拓器物，既有流传有绪的传世品，也有经科学考古出土的发掘品，同时尽量收录流传国外的珍品和考古新发现未曾发表的精品，甲骨、玺印、碑刻等金石资料，或铭文较小，或形制巨大，与本编体例不合，故暂不收入，有待来编。

《涉园所见宋版书影一、二辑》，民国陶湘编著。本书收录编者所见的宋版书影四十种、一百页。书前编有目录，详细载录了各书的刻书年代、残存情况、收藏者、藏处及本书收录的页数。其中不少版本极为珍贵罕见，与我社已出版的《宋元书影》一书可互相补充。本书是版本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并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我社据民国丁丑年武进陶氏影印本重新影印出版。

潘祖荫（？－1890），字伯寅，号郑庵，世恩孙。咸丰二年（1852）探花，授编修，迁侍读，入值南书房，教习皇子，任日讲起居注官。连续升迁为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左宗棠被劾，召京审问，祖荫上疏为左宗棠辨白，并推荐左宗棠才能，使左宗棠复起独领一军。咸丰十一年，诏求谏言，祖荫上疏请皇上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井请免民赋以纾民力。升任光禄寺卿。参与纂修《治干实鉴》。先后举发弹劾不称职的官吏十多人，文职有钦差、总督、巡抚，武官有提督、总兵。正直敢言的声誉传播朝野。同治三年（1864），授左副都御史，次年补授工部侍郎。同治七年调任户部侍郎，兼任经筵 讲官。因丢失官印，被罢职留用。同治十三年再度授编修。光绪元年（1875）授大理寺卿，补授礼部右侍郎。先后升任工部、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光绪六年，协助悍亲王奕谅等办理中俄交涉筹办善后条例及练兵、简器、开矿、备饷等事宜。光绪八年十一月任军机大臣。次年正月，因服父丧而去职。后起任兵部尚书，调任工部尚书，兼任顺府尹，晋太子太保。祖荫好学，通经史，好收藏。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