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丝绸之路，传播中国的物质文化；一条是汉籍之路，传播中国的精神文化。 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道路，这是举世公认的。丝绸之路（silkroad）的概念，是十九世纪后期由德国学者提出的。各国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习惯用它来解释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物质互换，还有精神的沟通。丝绸之路概念的缘起，是对东西方商贸交流的研究，对精神文化的关注稍显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也包括与东方其它各国的交流。尽管到了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经过开拓，形成沙漠丝路、草原丝路、海上丝路三个部分，可是仍然无法包容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交流的内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与经济商贸交流的线路，也不完全相同，在历史时间上也有较大的差异。所有这些，便是我们提出汉籍之路（bookroad）的原因。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一般来说，汉字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浸润了东亚与东南亚文化圈。在古代，汉籍的传播是主动的、发散性的；传播的途径点面结合。在近代，汉籍的传播是被动的、线性的，珍贵的文献被不平等交易或战争掠夺到海外。毫无疑问，汉籍传播的形式与道路，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重合，而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这样，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新的理论模式，也就成为必然要求。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的道路，汉籍之路是一条文化的道路。区别这两条道路，对于厘清我们概念的误会，拓展研究的视野，将会有一定的意义。当然，这还有待于学术界的研究，有待于学者们的认同，有待于我们更多的共识。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是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写入《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之中。域外汉籍珍本是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少见的汉文古籍文献，内容有三：其一指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其二指域外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其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涉及中国经学、史学、佛学、道学、民间宗教、通关档案、传记、文学、政制、杂记等各个方面，弥足珍贵，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资料，同时是研究历史上东亚汉语言文化圈的基本资料，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的重要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政府与民间有多个斥重金回购流失文物的举措，但是对佚散海外的汉文古籍的回购、复制、整理工作重视并不够。域外汉籍珍本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计划出版一套影印古籍，共计八百本，囊括两千余种珍稀典籍，应该是当代中国最辉煌的出版工程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流失国外珍稀文献的搜寻整理，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化活动，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这项活动，妥善保存中华文化遗产，丰富中华文化内涵，熔铸中华文化精神，从而强化中华民族的尊严，提升国家的形象。同时，佚散在海外的汉籍文献，由于各个国家重视程度的不同、保护手段的差异，文献的品相也各有不同，因此，尽快地刊印无法再生的域外汉籍珍本，应该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出版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与许许多多国家互结友好，以汉字为特质的中华文化也得到世界各国文化学术界的重视，整理域外汉籍不仅是国内学者的呼吁，也是国外学者的倡议。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我们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在学界鼎力襄助下，编纂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以留下前人超越时空的智慧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 毋庸讳言，《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也将给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积累丰富的学术资料，给汉籍之路的理论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流失在海外的汉文古籍便是“汉籍之路”闪亮的标识。我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弘扬汉籍之路理论，推动汉籍收集出版工作，使中华文化的价值进一步得到世界的认同。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资料搜集与编纂已进行多年，版本调查、编目、复制、出版等各项工作进展有序。作为成果的《文库》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今年，本丛书第一辑将与学者、读者见面，特应编者与出版者之邀而为序，兹缀数语，以表心志。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学源的字书，也是流传最广的中文必借的工具书。东汉许慎撰。原书十四篇，叙目一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又古文、籀文等异体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后经北宋徐铉校定，将每篇分为上下二卷，共三十卷，收九千四百三十一字，重文一千二百七十九字，解说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字。即为当前通行本。《说文解字》，首创部首编排法，并以“六书”理谕，开创了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该书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贡献。

帛书《周易》和楚竹书《周易》的发现，是易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澄清千百年来易学研究上的诸多疑案提供了可能。其中帛书《周易》的校注、注译，目前已有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校读》和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等多种，然均未以楚简本、阜阳汉简本等作校勘。而对于楚竹书《周易》，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的释读和特殊符号的讨论上，文章众多；而相关校注，学界尚未见成果面市。《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作者丁四新长期从事简帛文献的相关研究，先后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和《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等，其中《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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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周易》本来是殷末周初人们用来占卜算卦的方法，起初，它并不是一本书，也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卦爻辞，更没有《彖传》、《系辞》、《传》、《文言》、《说卦》等被后代易学家称为《易传》或“十翼”的部分，只是蕴涵数理逻辑的卦画而已。后来，经过长期的演绎，这些卦画与事物产生了一定的对应规律性后，人们就逐渐在每个卦画下系属了一些简约的卦辞。再后来，《易》“变则通，通则久”，于是，又在六十四卦的各爻之中系属了爻辞。至此：《易》就有了卦画、卦辞和爻辞，形成了汉代易学家称之为《易经》的部分。到了汉代，又将《易传净并入，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的样子。《易经》的创作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阴阳概念的产生，八卦创立，重卦并撰成卦爻辞。

《论语》，是儒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孔门弟子用文字记载孔子的言行，是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课程。古语有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大学》，是官人修己治人之学，是孔子向三千弟子传诵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治世安民的成功经验。曾子对此体会最深，用文字记载下来传于后世，后世人称之为“经”；对“经”的解释是曾子之意，而由曾子的学生用文字记载下来传于后世，后世人称之为“传”；“经”和“传”合称《大学》，也是儒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尔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词典，具有同义词典和百科词典的性质。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尔雅一直被列在经部，或依于孝经，或附于论语，或列于小学训诂之属，被作为古代教育的文献和学习的工具。郭璞尔雅序对尔雅解古今之义、五经训诂的性质作了明确的阐述：「天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摘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关于尔雅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或谓孔子门人所作，或谓周公所作，或谓秦汉学者纂集。

十三经是儒学的基本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对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虽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难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如果说二十四史是以记实为本，纵贯古今，鉴往说来，宣彰资治，更多发挥的是实用的镜鉴的作用，那末十三经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灵魂。自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陉晔士二土于学宫之后，直至清代，经学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的理论依据，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齐家立身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十三经还被法典化，于是有了霞断狱气“礼”成了覆迁巴，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于是儒学成为国学、国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广到所有官私学校之中，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包括目不识丁之人在内的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所以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际，总有人视其为障碍，为糟粕，必欲除之而后快；相反，也有人尊之为圣典，为良方，藉其足以安邦定国。时至今日，似依然如故。

本套书主要包括：《周礼注疏（繁体竖排版）（上册）》《周礼注疏（繁体竖排版）（中册）》《周礼注疏（繁体竖排版）（下册）》。《周礼注疏（繁体竖排版）（套装共3册）》内容简介：十三经是儒学的基本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对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虽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难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如果说二十四史是以记实为本，纵贯古今，鉴往说来，宣彰资治，更多发挥的是实用的镜鉴的作用，那末十三经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灵魂。自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立于学宫之后，直至清代，经学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的理论依据，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齐家立身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十三经还被法典化，于是有了春秋断狱气“礼”成了礼法气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不教化，于是儒学成为国学、国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广到所有官私学校之中。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包括目不识丁之人在内的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