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乃吴越文化发端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宋明以来，群贤辈出，其中不乏医之佼佼者，就女科而言，宁波宋氏、绍兴钱氏、海宁陈氏和昆山郑氏并称于世。其中“绍兴钱氏”就是现今著名的何氏妇科的师祖。段逸山校注的《郑氏女科六书校注（精）》推介的“昆山郑氏”起源于南宋，其始祖为薛将仕，因无子嗣，传医于女婿钱氏。钱氏复传医术于婿郑公显，郑氏遂世业于医。根据史书记载，其家族谱系中先后出过多位御医、名医，尤以妇科见长，其学术精华以抄本形式绵延流传，迄今已达二十九世，在家族世医中独树一帜。

《大学中庸讲义》对《大学》、《中庸》二经作详细的分析解读，内容包括对原文的注释（含校勘）、训译和对章旨、节旨的归纳总结，保留郑玄、朱熹等人的经典注释，是迄今对二经所作最为全面的整理训解，新见纷呈，信息准确，浅显易读，雅俗共赏。

清代学术最为昌盛。清儒提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郭庆藩编著的《庄子集释（精）》是中华国学文库之一，《庄子集释（精）》是清代关于《庄子》的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将之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

太炎先生耽酝《尚书》，老而弥笃。自言已通百之八九十。胜於清儒。晚以全书亲授及门诸子。余参末座，备闻其详，有闻必录，积累成册。凡先生所说《尚书》，具於是矣。《太炎先生尚书说》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四书》是中国儒家的著名经典，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其中《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以前没有独立成编。南宋理学家朱熹首次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集在一起，并为其作章句集注，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学中庸译注》以王文锦先生的《礼记译解》为基础，精选了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十四篇文章，重新编排，采用横排简体，使广大读者在《大学》、《中庸》之外，还可以了解一些古代的礼乐制度和儒家的基本思想。

《大戴礼记》，西汉礼学名家、有“大戴”之称的戴德所编，原85篇，现存39篇。北周卢辩最早为之作注，今存39篇中有24篇保存了卢辩旧注。卢注存在词旨简略、大义虽举而微言仍隐的不足，故清代朴学大师孔广森以补卢注未备为职志，撰成《大戴礼记补注》一书。《补注》博稽群书，参会众说，校补经文、注文，疏通文义，极大推进了对《大戴礼记》的研究，是研究《大戴礼记》的权威读本。《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的作者是清代学者王树枏。王氏广泛吸收张尔岐、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四十余位学术大师的校勘成果，对孔氏《大戴礼记补注》详加勘定，查漏补缺，订正讹误，个别地方附带疏解经义。此次整理，《大戴礼记补注》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二十二年《顨轩孔氏所著书》所收本为底本，以咸丰十年《学海堂经解》本及《畿辅丛书》本为校本；《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以光绪九年《陶庐丛刻》本为底本，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校本。

本书规定有大体统一的编写体例，要求在有限的字数内最大限度地记录方言事实、突出方言特点。在布点上，力求能够照顾到山东东方言各区片的平衡，能够全面反映山东方言的整体面貌。

《陶庵梦忆》为明朝散文家张岱所著。其中记载了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杂事，将种种世相展现在人们面前，构成了明代社会生活的一幅风俗画卷，同时也以此表达了作者的故国之思、乡土之情，抒发沧桑之感，寄托兴亡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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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它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修，修道之谓教”的性、道、教三者为根本，深人阐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和。南宋大儒朱熹曾如此高度赞誉《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只要按照《中庸》的精义治国、修身，必定能达到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的太平和合境界。可见，在古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中庸》有着多么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