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共设29个栏目。主要有特辑、中国林业概述、森林资源保护、森林资源与林政管理、林业统计及各省市林业概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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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是从“西进运动”入手，探索西部得以迅速开发的原因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通过探索，着重阐述这样一条原理：农民愈自由，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愈少，他们的土地整个说来就愈有保障，而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场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因为美国的西部边疆作为辽阔的处女地，在那里没有任何封建残余的压迫和束缚，移民们得以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开发和利用其土地，从而建立起一种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或曰“西部开发模式”。本书涉及的范围，基本上只包括1890年美国政府宣布“边疆”结束以前的边疆史，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越出这个范围；同理，本书所使用的“西部”这一概念，也是指美国历史上的那个“西部”，即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整个地域，它在历史上分为“旧西部”和“新西部”；而不是仅仅指“落基山区”和“太平洋区”。

This monograph offer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area of birth death processes and Markov chains with continuous time parameters. For the English edition many new results have been added， bringing the book up-to-date and two new chapters were written specifically for this edition. .This is the first systematic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in unified and compact book form. ...

本书介绍了十七、十八世纪遍及欧洲的“中国热”的历史背景，说明法国重农学派学说渊源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客观基础，并将此学派所有的独特贡献于相应的中国古代经济观点一一进行对比分析。

神秘文化是一座变幻奇特的库府，治学者从中窥见智慧的闪光；执事者从中总结御政的权谋；生意人从中获取滚滚的财源；迷信者从中祈求缚身的绳索。综观当代世风，中外忙碌于神秘文化者大有人在，不乏有益的成果。遗憾而可恨的是，喧闹声中混进了一些市井无赖之徒，他们不学无术，却编写了五花八门的油印小册子，宣传迷信，混淆视听，毒害民众，中饱私囊。一部廿五史，可以说是一部权谋史，一部悲喜交织的权谋史，一部恩怨错杂的权谋史，一部诡谲叵测的权谋史，一部高妙难言的权谋史。我们粗略地翻阅过这部卷帙浩繁的史籍，就中领略到一大批施权弄谋者的风采，汇集出数以千条计的权谋故事。我们毫不夸张地说，那每一个声色俱佳的权谋故事，都代表着中国人的一分智慧，都可以算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曝光，都应该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14．梓州路该路绝大部分在成都盆地之中，换言之，即占据了成都盆地的大半。但其自然条件却与成都府路有较大的差距。梓州路虽在盆地，然而史料中所表明的却不是平原，而多是丘陵，“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文献通考·田赋四》也言：“梓州路田为山崖，难计顷亩”，是宋代全国惟一没有田地数量统计数字的路分，说明其田地十分零散。在这种环境下，各州的境况都不佳。如正居其中心的普州（今四川安岳）：“普地千里，圯崦走伏，率无良畴，大田若箕。三日不雨，地裂龟坼。”资州（今四川资中）：“地狭民贫，无土以耕，在蜀为穷僻之邑。”西南部的叙州（即戎州，今四川宜宾一带）：“地陋隘夷……不当中州一小县，民劳苦多瘠。”其首善之区梓州（即潼川，今四川三台），史料记载中有完全相反者，一说“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一说“潼川弁冕三蜀，方率十八州，山川形胜、衣冠人物、贡赋织组、民庶繁夥，望成都不肯低一线气”。矛盾在于物产是否丰富。前说者为郭良能，人物年代已不可考；后说者为李新，徽宗时人。如郭良能在李新之前，有可能是到徽宗时发展了，但李新所谓可与成都媲美当是夸大之词。其他诸州，就笔者所见史料，唯昌州（今四川大足）较好些，“有桑麻粳栋之饶”，但“凡衣食物资以养生者，不及他郡”，属于中等水平。15．利州路该路居四川北部，大多是山区。在这大半的山区中，环境差，生产落后，所谓“山居而谷饮……耕桑不足而商贾有余”。农业条件不好，只有利用靠近陕西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商业补充其经济。但由于基础薄弱，仍属贫困之地。利州（今四川广元）即是典型例子，“利于秦蜀为舟车咽喉，土瘠民贫，城郭庳而居室陋”；“地瘠财窘，虽丰年犹有艰食”。交通条件虽然有利，但土地贫瘠，物产并不丰富，城市根本谈不上发达，整个地区经济是落后的。利州一路，惟有两个州的环境堪称优良，即位于汉中盆地的兴元府、洋州（今陕西汉中、洋县）。兴元府“自三代以来号为巨镇，疆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平陆延袤，几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杭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岐雍诸山遮逊东北……远通樊、邓，旁接秦陇，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地形、土壤、位置和交通都有优势。洋州则“正居汉水之上，川陆平衍，广袤千里……上通荆楚，旁出岐雍”。与兴元府相似而稍次之。李新言：“梁（即兴元府）、洋间厥田上上，衣食为一路本源。”成为利州路的经济支柱。由此看来，利州路的自然条件优于梓州路。16．夔州路四川诸路，以夔州路面积最大，也是自然环境最恶劣之地。其境尽在群山之中，所谓“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稼穑艰难，最为下下”；“夔路最为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虽遇丰岁，民间犹不免食木根食”。之所以刀耕火种，原因之一是土质甚劣。如施州（今湖北恩施）：“山岗砂石，不通牛犁，惟伐木烧畲以种五谷。”该路的绝大部分地方还是原始洪荒，土地垦殖率很低，而且穷山恶水之间还弥漫着瘴气。更糟的是由于山高，水源缺乏，在其路治所在地夔州（今四川奉节），连居民饮用水也很困难：“夔峡州郡，民间无井饮。夔州城中引三洞、三臂两溪水分布之衢巷，贮以桐船木槛，年必一易，使汲者输钱以治之。”实际上是居民买水饮用。饮用水尚且如此，遑论灌溉农田！川蜀四路的自然环境相比较而言，成都府路最优，利州路次之，梓州路又次之，夔州路不但是四川最差的地区，也是全国最差的地区。11．四川四川的农田水利工程集中在成都府路。“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堰灌溉。”水利状况良好。此地有久负盛名的都江堰，灌溉水系分三大主流、十四个支流和九个堰，浇灌之利，泽及川西平原的成都府、彭州、汉州、永康军和梓州路的怀安军等地。在原有良好基础上，宋代又建立了岁修制度，使之不断完善，更好发挥作用。仅此一项，就表明了成都府路的水利建设十分发达，在当地农业中起着极为重要的支柱作用。成都府路的水利事业比前代有所发展，新建了一些项目。如宋仁宗时，韩亿在成都疏决七升江口，“下溉民田数千顷”。随后张逸又在此地作堰，“雍江水溉民田”。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蜀州修建新堰，使390顷农田得到浇灌，受惠农户五千余家。成都府路面积不大，有都江堰等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比较稳定，水旱灾害也较少。梓州、利州、夔州三路，未见有较大的水利工程记载。如汪应辰说：“其潼川府路（即梓川路）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12．广南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十分落后，除了曾修复广西灵渠属于交通水利之外，未见有其他的记载。原因在于，这里土旷人稀，农业上不需要大的投资。“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皆弃而不顾。”这里的粮食生产固然离不开水，但选择面广，只利用自然水源就够了，不必人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由此也可反映出广南农业生产的落后，完全是靠天吃饭，因而有“惰农”之称。至熙宁时广西水利建设才有了较大发展。京西北部地区的水稻种植，大都是在北宋时推广的。如宋仁宗时，许州人还不会种稻，“张邓公镇许，召襄汉佃户教种公田”，发展水稻，不久即出现了“压塍霜稻报丰年，镰响枷鸣野日天”的盛况，获得了丰收。孟州的河阳县，原来“土人不习水田之利”，宋仁宗皇佑年间陈襄任知县时，开始试验种稻：“得水之可以溉田者……命其徒出钱十万，僦田二顷以试之。粳稻果大收！得谷以偿出钱者，其余犹足以供官。河阳人大享其利。”这里的种植推广也取得成功，每亩所产水稻的价值，至少是500钱，加上“其余犹足以供官”的部分，每亩产值大约在l000钱左右。河阳人之所以“大享其利”，就在于种稻产生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水稻的进一步推广已是不言而喻了。在唐州，经过知州赵尚宽大力兴建农田水利之后，产生了许多水田，种植了许多水稻，“昔之菽粟者，多化而为徐（即稻）”，使唐州改变了落后面貌，使京西的水稻种植面积更加扩大。京东地区，诸州多有种植水稻者。如齐州的水稻，引起了苏辙的兴趣，咏之于诗篇：“下田满粳稻，秋成比禾菽。”可见低洼的土地种满了水稻，与旱地作物有同样高的效益。沂州水利建设发达，“其田兼备鱼稻之饶”，说明水稻产品很丰富。另外，徐州也有水稻生产，“有鱼、稻、鹑、雉之类，足以充食”，即可证明其水稻种植有一定的规模。河北的一些州县，早就有种稻的历史。如卫州，据梅尧臣诗云：“我久在河内，颇知卫风俗。沙田多种稻，野饭殊脱粟。”其中以共城县（今河南辉县）最为突出。该县有个百门陂（今百泉），方500步，水源丰富，以此灌溉稻田，培育出优质稻米：“此米明白香洁，异于他稻。魏、齐以来尝以荐御”，即为贡米。到宋代，仍是皇宫内大米的供应来源，并在宋仁宗时扩大了种植面积，普及到民间：“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余，而不与焉。（宋仁宗时）使岁溉之外，与百姓共之。”这一优势得以更好地发挥。共城的稻米为历代皇宫所钟爱，说明其质量是第一流的。河北北部沿边地区的水稻种植，开始于宋太宗时，当地河流众多，地势低洼，“处处蓄为陂塘，妨民种艺”，旱地作物难以大力发展。何承矩因势利导，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经过试验，采用了南方早稻“七月熟”品种之后，获得成功，在沿边塘泊地区广为种植，“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推广热潮。到了宋仁宗景佑年间，朝廷又派官员在怀、卫、磁、相、邢、洛、镇、赵等八州“教民种水田”，进一步发展了水稻种植。西望黄土高原的陕西，也可看到不少青翠的稻畦。苏辙在长安一带看到那里“高原种菽粟，陂泽满粳稻”，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因而也有人指出当地“鱼稻如江乡”，稻田可以和南方江乡水国相媲美了！在陇州吴山县（今陕西宝鸡北），也有类似的景象：“种稻连荆泊……风物似江乡。”仿佛又是一处高原江南。商洛县的水稻种植开始于宋真宗朝，当时县令组织农民引水灌田，“使之殖稻……民赖以无饥”。不仅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发展了生产。连最北边的保安军，也设置有专门种稻的官方组织“稻务”，宋真宗曾令“保安军稻务旬具垦殖功状以闻”。每旬都要上报一次种植情况，可见很受朝廷的重视。宋神宗熙宁年间，进一步向西推广。王韶在经营熙河地区时，认为洮河一带可以引水种稻，请求朝廷调发一批稻农前来从事此项生产。朝廷乃令南方地区犯罪的稻农刺配熙州（今甘肃临洮），陆续配来300人。可见当时这里的水稻种植具有一定的规模。山区河东路，虽属高寒之地，但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水稻生产不亚于陕西。看一看汾州吧：那里“秔稻之富，流衍四境。”只言稻子，不提其他粮食作物，并且有“流衍四境”之富，可知水稻是当地主要作物之一，产量很高。太原的晋祠附近，晋祠泉水泽及一方，“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一派稻乡气氛，树立了一处生产发达的样板。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河东的水稻种植规模很大，长势旺盛，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要之，水稻的北移与麦粟的南下在农业史上都有重大意义。这使各地得以充分利用地利和水利资源，换种轮作，扩大耕地面积和作物品种，从而提高粮食总产量。总的来看，南方各地区的粮食作物比较单纯，没有北方那么丰富。北宋时期，南方推广的麦粟不如北方种植水稻的面积大、效果好。这与北方土地五谷皆宜、水利事业大发展和宋政府重视发展北方经济都有密切联系。从这一点上看，北方农业经济比南方快了一个节拍。……

本书为三洋电机创业者井植薰先生的回忆录，书中反映了一家大型企业发展壮大的历史和一名企业家成长的艰苦历程及有益的经营管理思想。

本书研究了宏观经济模型的历史，讨论了宏观经济模型的主要内容，分别从纵和横两个方面论述了宏观经济模型的基本内容。同时对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经济模型进行了分析比较，意在从另一个角度横向研究宏观经济模型。另外，本书还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的特点及有关问题，并将作者亲身参与研制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作为研究实例，在附录中对几个相关的具体问题作了专题研究。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力图较系统地抓住能够概括宏观经济模型主要内容的主线，并围绕这一主线阐述作者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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