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思想史（共3册）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本书前言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所得的结论是：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所以我开始写《两汉思想史》时，先想把握汉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大纲维，将形成两汉思想的大背景弄清楚。而两汉政治社会结构的特色，需要安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始易著明；因材料及我研究所及的限制，便从周代的政治社会结构开始，写成了六篇文章。汇印为一九七二年三月由新亚研究所出版的《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这实是《两汉思想史》的开端，应如我在《两汉思想史》卷二自序中所说，可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一。我当时所以不用《两汉思想史》卷一的名称，是因为生活播迁，年龄老大，对能否继续写下去，完全没有信心。及一九七五年有印出第二册的机会时，便在自序中首先说明，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一，此处所汇印的七篇专论，便称为《两汉思想史》卷二”。但卷二出版后，很快便追问“卷一”的下落的，我记得是香港大学的一位先生。学生书局的朋友，大概也受到这种困扰。此书由新亚研究所印行时是第一版；由学生书局发行台湾版时是第二版；现时重印则是第三版。学生书局的朋友，当重印之际，提议干脆改名为《两汉思想史》卷一，我觉得这是很适当的，所以现在便标题为“三版改名”’《两汉思想史》卷一，而以《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为副标题。我认为郭沫若在学术上最大的失误，除了揣摩意旨，特写（李白与杜甫》，存心贬低杜甫外，莫过于一口咬定西周是奴隶社会。问题本身，乃是研究的态度是否客观，举出的证据是否坚确的问题，与政治立场并没有关系。不过我曾再三指出过，不顾客观证据，存心诬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古人的人，断乎没有不诬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今人之理。“四人帮”及其相关人物，即是眼前的显证。我除写了《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卜文，在第一节中，检讨了西周奴隶社会论者的论证外，后来看到郭沫若以人牲、殉葬与《曶鼎铭文》为主的新论证，便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殷周社会性格问题的补充意见》，以作为此书台湾版的代序，对这两点加以反驳。我在补充意见中，举出中外有关材料，证明人牲及殉葬，“乃出于古代野蛮的信仰，再加上王权的横暴”；两者中有的用的是奴隶，但有的并不是奴隶，所以“与奴隶社会，没有必然的关系”。并且更进一步指出：“郭沫若们若以人牲和殉葬两件事，与奴隶社会有必然的关系，则进入周代，即没有出现这两件事，岂不恰好证明周代不是奴隶社会吗？”但近几年来，大陆学人，一看到墓中有殉葬的情形，不论规模的大小和殉葬者的身份，以及在当时是特殊性的现象，还是普遍性的现象，便一律指为这是奴隶社会的确证。我在这里，应再补充若干证据，以供有学术诚意者的参考。希望读者和我的原文合在一起看。（一）《史记》卷五《秦本纪》：“二十年，武公车，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按秦武公二十年，乃鲁庄公十六年。（二）又：“三十九年，缪公车，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钅咸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乌》之诗。君子日：‘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按秦缪公三十九年，为鲁文公六年。（三）《左传·鲁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日：‘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秦之力士），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日：‘余，而（汝）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四）《礼记·檀引下：“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宰）谋日：‘夫子疾，莫养于下（地下），请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子车之弟）至，以告日：‘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日：‘以殉葬，非札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能不以殉葬），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妻与宰）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五）又：“陈乾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日：‘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婢子（郑注：婢子，安也）夹我。’陈乾昔死，其子日：‘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秉常更名为佛观。湖北浠水人。抗战时期开始从政，与毛泽东、蒋介石均有交往，曾任蒋随从秘书。后厌倦政治，于知命之年专心问学，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是一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等。

    三版改名自序
   有关中国殷周社会性格问题的补充意见台湾版代序
   自序
   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
    一、对西周奴隶社会论者的检讨
    二、周室宗法制度
    三、周室之封建制度及其基本精神
    四、“国人”的性格、地位问题
    五、土田制度与农民
    六、农民的地位与生活状况
   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
    一、封建政治秩序的崩溃
    （一）周室封建领导地位之丧失及其原因
    （二）封建政治的全面崩溃
    二、封建社会在赋税重压下的解体
    三、在封建社会解体中，国人阶层的发展与转变
    （一）“商”义探源
    （二）春秋末期的商业发展
    （二）“士”义探源
    （四）士在春秋末期发展中的转变
    （五）“国人”阶层发展转变对政权的影响
   四、封建道德的传承问题及宗法由政治向社会的移转
    （一）孔于所传承的封建道德的价值问题
    （二）礼在传承中的转变
    （三）宗法向社会的移转
   五、开放的过渡时代
    （一）国家性格的改变
    （二）工商业的发展
    （三）士集团的扩大
    （四）政治思想的大分野
    （五）在观念上政治社会的开放与封闭
   六、商鞅变法与秦之统一及典型专制政治出现的关系
    （一）在流动社会中孟子言“保民而王”的根据
    （二）在流动社会的背景下，商鞅变法的消极意义
    （三）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
    （四）吕不韦的插曲
   七、典型专制政体的成立
    （一）中西专制的不同
    （二）中央专制
    （三）一人专制
   八、一人专制的五种特性
   九、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问题
   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
    一、问题的限定
    二、封建与楚汉兴亡之关系
    三、汉代封建的三大演变
    四、专制对封建的克制过程
    五、在克制过程中对学术发展的重大影响
    六、学术史中董仲舒的冤狱
    七、东汉专制政治的继续压迫
   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
    一、官制系以宰相制度为骨干
    二、三公九卿在历史官制中的澄清
    三、汉代官制的一般特性
    四、武帝在官制演变中的关键性的地位
    五、武帝对宰相制度的破坏
    六、尚书、中书的问题
    七、中（内）朝问题的澄清
    八、尚书在西汉非内朝臣
    九、武帝以后的宰相地位与三公在官制中之出现
    十、光武对宰相制度进一步的破坏及尔后在专制下官制演变的格局
    十一、光武对地方军制的破坏及其严重后果
   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
   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成
    一、引言
    二、氏义探源
    三、姓义探源
    四、周初姓氏内容的演变
    五、氏在春秋时代的演变
    六、古代平民的姓氏问题
    七、姓氏向平民的普及
    八、姓氏普及后社会结构的变化
    九、以孝为中心的伦理观念的普及与宗族的功能
    十、专制政治对宗族势力的摧残
    十一、姓氏在对异族同化中的力量
    十结语
   附录一：有关周初若干史实的问题
   附录二：释“版本”的“本”及士礼居本《国语》辨名
   附录三：与陈梦家、屈万里两先生商讨周公里曾否践昨称王的问题
   附录四：有关周公践阼称王问题的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