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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全面剖析柳诒徵与南高史学群体的学术著作。本书聚焦柳诒徵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及史学思想，同时分析以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为代表的学生群体对其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书中以南高发展历程为线索，系统爬梳学刊、校史等文献资料，整理出南高史学思想及发展脉络。他们以传统经学为根，既守护“礼”之文化命脉，又倡言“融化世界新知”，开创了一条中西融通的史学道路，与北大“疑古”史学和“窄而深”的治史思路截然不同。本书以“新史学”演进为背景，在与北大史学相比较的视野下解读南高学派，还原了民国史学的完整生态，为理解中国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坚守与创新提供了关键视角。

“隐士”给人风度翩翩的印象，然而隐士卓然出尘的形象，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慢慢成形的。在此之前，士人在仕与不仕之间的选择，时常因为文学的歌颂而逐渐扁平化，细节与脉络被埋没。士原为低级的贵族，因此早期的士不会面临仕与不仕的问题。春秋晚期，贵族与庶民的界限被打破，“仕”才成为一种专业，士人才需要在“仕”与“不仕”之间做出选择。但不仕并不等于“隐”。先秦至两汉，经历封建制崩溃到郡县制大一统王朝的兴起，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和“以经术取士”之后，士人群体从百家争鸣、士庶杂处逐渐儒家化、宗族化和官僚化。由于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士人离开政治权力的选择，也经历了一个从“隐逸”到“不仕”，再到“以不仕为隐”的过程。  本书通过爬梳《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史料，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对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不仕之士”做了全面统计分析。通过士人仕与不仕的人生选择，可以窥见封建社会走向大一统过程中，隐逸传统的建立与变迁，以及士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

在清代，商业力量是维系帝国统治的血脉，也是被权力束缚的棋子。晋商、徽商、行商、买办……一个个商帮在权力夹缝中生存，又被权力驯服、压榨和利用。他们是帝国的白手套，是财富的掮客，也是政治变局中的隐秘推手。本书聚焦清朝的政商世界，细致梳理各大商帮和政治权力之间的隐秘关系：从行商作为傀儡“以商制夷”，到晋商在边疆的财富游戏，徽商依附盐业获取暴利，再到买办崛起、商战强国。作者爬梳中外史料，以严谨态度和通俗笔触，系统回答商业力量如何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清廷如何攫取商业利润，以官制商，维系统治，各大商帮又如何处理政商关系等关键问题，堪称一部完整的清朝政商博弈史。

本书遴选来自20个国家、54个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珍藏的文物近100件，讲述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本书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从人类的繁衍开始讲起，止于21世纪的重大发现发明。以文物本身所蕴含的故事、文物所承载的文明基yin为主要讲述对象，通过文物讲述世界上影响人类进程的zui为光辉灿烂的文化，并在其中突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中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的辉煌成就，为读者提供一套别开生面的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通俗读物。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书写下无数激昂壮烈的诗篇。从公元前3世纪至6世纪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纵马驰骋在整个华北地区，互相兼并、彼此融合，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本书节选了隋朝与突厥、辽与西夏、蒙金野狐岭战役等部分北方少数民族少为人知的战史战例，以征战述变迁叹兴亡，旨在让广大读者更加深入了解中华文明融合统一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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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人文地理学视角出发，在文化互动、族群认同等相关理论指导下，利用考古、文献、古文字等材料，长程考察了海岱地区先秦时期的社会发展历程，揭示了海岱地区纳入中原“华夏”的历史和地理进程，展现了海岱东夷族群形成、分化并最早融入华夏族群的过程，探讨了考古学文化互动和族群变迁的复杂背景和多重原因。海岱地区长程时段考察表明，这是一个极具文明起源意义却最终丧失其地位，长期保持独立发展却又最早失去自身特征的社会发展进程，这是一个立足于边界来回溯区域文明从独立发展到走向衰落的社会发展进程。对海岱地区数千年社会发展进程的分析尤其是对空间地理特征的揭示和边地研究视角的选取都是以往研究中所没有的。毫无疑问，这种个案研究的深入对于促进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的纵深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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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教授在十年前曾出版过《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探讨的核心议题是“中国文化与全球化”，并提出我们要创造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此后，世界局势剧烈变化，“后全球”如今已成为国际学界的时髦话题，促使作者对此前的观点进行反省和补充。作者首先重申了之前的观点，即全球化运动的底层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进而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文明之间的压缩和互嵌所导致的多方面的困扰，其症结就在于“压缩性的全球化”令人们生活的世界裂变乃至垮塌。在作者看来，“这种‘全球化’乃是‘脱嵌’式的，是赤裸裸地单纯从利润出发的，而完全不具备文化与社会上的考量，所以，它才会在逐渐波及的世界范围内，也如涟漪般地引起了‘在地化’的分庭抗礼，以至于以往尚且可以遥遥相望而相安无事的文明，如今反倒因为既被强行地捆绑到一起，而不得不彼此排斥、激烈纷争，于是闹得整个地球更加分裂，也更不太平。”对于“后全球”这个新术语，作者在评议多部相关著作的基础上提出，这个概念凸显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的冲突，也放大了以往被淹没在乐观中的碎裂噪声。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采纳这个概念，它都有助于我们警醒地关注到，全人类正面临着关键的临界点。然而，即使是人们为“后全球”惊叫的时候，也未必真的到了为“全球化”大唱“挽歌”的时候，还存在着不少沟通的渠道、协商的机会，乃至契合、共赢的基础。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难得机遇，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当下仍需要警惕那些相应的风险，以期在同世界的协商、互动、磨合中，逐渐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最佳中点。作者进而认为，长远来看，唯有“后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的理想，才可能帮助我们走出当今“全球化受挫”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