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上，如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实现农民稳定增收？如何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如何更好地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书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国各地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个典型事例，以权威的视角解读各村镇发生蝶变的原因，系统呈现各村镇在产业发展、培育新业态、乡村治理和建设等方面有特色、有成效的做法，为各地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助推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实际的乡村振兴模式。

本书作为山西省文化社会心理研究优秀论文汇编集，共分为山西红色文化专题、山西历史文化遗产专题、乡村振兴专题、红色语言专题四大部分，收录8篇对于山西文化社会的研究调查报告和论文，用翔实的数据和实践举例，深入分析了山西省红色文化传承、历史文化遗产传承、驻村第一书记制度落实、红色语言使用情况的现状，为进一步了解山西历史、当下和未来提供充足资料。

人类文明的产生与人们抬头观天关系密切，作为我国早期测天成果的《山海经》，其重要性自然难以估量。本书将重点置于天文一域——中国上古天象学，并顺着这一思路深入考察，将地上动物与天上星宿做关联研究，探讨其中的内在情理逻辑，认为《山海经》古图所载“奇禽怪兽”“神灵物怪”等非描摹现实中的对象，而是用以作为天上星辰的象征，《山海经》古图当是星象图。《山海经》中陈述的大量奇异的山、水、国等则是天上星象在地上的分野，《山海经》地理乃是分野地理，古星家认为地上山川为天上星河之精。用鸟兽等动物形象象征天上星宿，中西皆然。《山海经》中大禹治水叙事，关乎古人以天上银河作为坐标，观天测天以制定或修订历法之举。阅读此书，读者或能深刻意识到《山海经》与中国上古天象学的密切关联，也可略得其要领，思索其背后复杂的历史原因。

北京和上海拥有不同的城市性质、文化机制和生态环境，使两地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功能和趣味。我们通常用“京派”和“京味”这两个不同的语词来描述北京文化的上下两层。京派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京味民间民俗文化构成大雅大俗的强烈对比和反差。我们却只有“海派”这样一个词汇指称上海文化。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角色的上海人，生活在由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的城市社会造就的大致相仿的生活方式之中，笼罩在由市场和大众趣味导向的市民文化的氛围中——它造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通俗文化。该书稿通过多维度地对于京沪两地对比研究，来理解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变迁。

河南，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坐拥160万件出土文物与百家博物馆，堪称“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本书精选河南81家代表性博物馆（含9家国家一级博物馆），以“镇馆之宝”为线索，全景展现中原文明的璀璨辉煌。从9000年前的贾湖骨笛到商周青铜重器，从楚文化遗存到明清珍宝，作者亲赴实地拍摄，用600余幅高清图片与通俗解读，带领读者开启一场“纸上博物馆之旅”。书中更融入参观路线、展品亮点与历史背景，既是文博爱好者的收藏指南，也是深度探索河南文化的旅行攻略。透过文物，读懂中原；透过中原，读懂中国。

本书基于最新的考古学和科学发现，阐述了中国和日本的米酒、美洲的玉米啤酒、非洲的小米及高粱饮料等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和传播的，探究酒类饮料在医学、宗教象征、艺术灵感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乃至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而寻找其与人类文化关联的线索。

知识论的主要目标就是弄清楚我们究竟能知道些什么。彻底怀疑论者凭借一些颇具直觉合理性的论证给出了完全否定的回答，即我们不具备任何知识。如果要表明我们确实具有知识，我们就必须直面怀疑论。回应怀疑论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分析知识的概念，说明知识的本性，以此揭示怀疑论论证的荒谬所在。本书在重新审视怀疑论论证结构的基础上，批判性评介从知识本性视角来克服怀疑论问题的各种尝试，并为某种基于安全论的新摩尔主义提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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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属国宝级文物，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品”，此画作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作者从画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切入点，讲述这幅传世名画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谜团，同时也为我们解读一座城市乃至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与社会风貌。在作者文字的引领下，关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也似画卷一般徐徐展开，宏大的历史背景与生动的历史细节在作者优美细腻的笔触下独具魅力，引人入胜。书中展示的名家书画作品，更为本书增添了历史与文化韵味。

《菊与刀》的前身是一份战时的日本研究报告。1944年，德日败局已定，鲁斯？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研究对日政策。她根据文化模式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从而进一步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得出以下结论：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有并利用日本的缘由行政机构？？战后美国的决策与作者的结论一致。 1946年，作者将此报告整理出版，反响巨大，亦成为日本最畅销的图书之一，因其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60多年后依然长销不衰，成为文化人类学的典范之作、了解日本民族的绕不过的经典读本，被称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