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被称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年。这场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进行的规模最大、力度最大、决心最大的革命不仅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也为世界所瞩目。它不仅直接牵涉到数百万即将下岗分流的干部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挣脱权力的束缚，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关系到中国政府能否走出机构庞大、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腐败现象泛滥的误区，创造出一个廉洁、高效、法治，有权威、有能力的政府；因而，它的成功与否可以说决定着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从1949年到1996年，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大的调整就有六次之多，但始终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各膨胀的循环怪圈。这是为什么？改革的阻力和动力来自哪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回顾六次改革的历程，剖析循环怪圈的秘密，将为第七次改革提供可以记取的经验教训，不致重蹈覆辙。小平同志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1998年的改革将是第七次机构改革，因此我们称之为“第七次革命’。这次革命是九届人大和九届政协的重要议题，是新一届政府的重大举措。它的背景是什么2机构改革方案如何制定？它的实施能否顺利？下岗分流的干部将如何转变观念和角色，如何选择今后的道路？这一系列问题都为国人所关注。本书的编辑便按上述脉络展开。描述前六次改革的历程。分析其经验教训；披露第七次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机构改革方案出台的内情；更重要的是，本书约请了十几位知名的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此次改革做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和预测，指出改革的阻力和动力，以及此次改革将会对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分析下岗干部面临的考验和将来的出路……

人们将萨特视作存在主义流派的首领。存在主义为一部分青年奠定了生活和思考的准则。萨特也确实具有非凡的智慧，戏剧创作的真才和强大的罕见的辩证力量，因此他的名气久经不衰。萨特认为，人是一种欲为上帝的存在，人的处境是荒谬而富悲剧性的。不过，即使是在罪恶与失败中，人还是能够保持他的真诚而抗拒世界。让·保罗·萨特，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他以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激励和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法国以至全世界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思潮，认为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生物，人的一切不是预先规范好的，而是在日常行动中才形成的。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造就。每一个人都是绝对自由的，每一个人也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萨特的代表作有《存在与虚无》、《恶心》、《自由之路》，剧本《苍蝇》、《可敬的妓女》、《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等。萨特由于“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找寻趔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被授予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拒绝了这一奖金，鲁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本书由我国已故著名翻译家周熙良先生等人翻译，北京大学法国哲学研究专家杜小真教授作序介绍。周先生生前曾为华东师大外语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一经典名篇（即本书的后半部分，此文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宣言）就是为了纪念萨特逝世特邀周先生翻译的。周先生等人的翻译准备考究，简练中肯，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存在主义在中国的风靡，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存在主义提供了可靠的阅读文本。本书是《蝙蝠文库·自由选择丛书》之分册。本书遵循“经典文本，轻松阅读”的宗旨，选择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师作品。采用汉语翻译界的经典名译，遍求灵性高人配画设计，做出一套大众普及版本的汉译世界名著，构筑轻松愉快的经典阅读空间。本书所选内容均为久经历史考验所沉淀下来的经典名作，是世所公认的“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图书”。希望本书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看见的是历史的风雾尘雨，岁月的一页尚未写尽，砚上的墨早已凝干——章士钊之女、乔冠华遗孀章含之，拨开时光的重重云烟，细叙昨日旧事残梦：记忆中的父亲、共和国岁月的悲欢离合、人生的起起伏伏……本书前言《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即将出版。最初是和老友肖关鸿谈到出这本集子的想法。这大概是一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总是拖拖拉拉，到了最后一个月才紧张起来，日夜赶写，血压都升高了。这都怪我自己，我的一生好像总是很被动地被别的人或别的什么力量推着走。不过出这本集子我是很高兴的。起初，关鸿说我在上海出的两本集子都早已买不到了，但读者还有兴趣，问我是否可以重出一版。我马上同意了，因为我也常收到读者来信，问我何处可以买到，书店没有。我就从我自己所剩不多的“书库”中寄给读者。但是，我与关鸿都认为不要简单地重版，要有点新的内容、新的面貌。所以，我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收进了集子，并以此为书名。此外，我又赶写了一篇《昨日旧事残梦》。我承诺写这篇文章时是因为这是一段我生命中最重要、但却从未真正涉及的阶段。但到我落笔时却百感交集、举笔艰难。1971－1983这十二年，浓缩了我一生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奉献。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短短的十二年中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这十二年中我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而我所获得的爱情令世人羡慕，不仅因为乔冠华当时是叱咤风云于国际舞台的佼佼者，而且我们这样年龄相差二十二年的忘年恋爱得这样深、这样真，也这样艰难。但是也就在这短短的十二年中我所得到的这一切又消逝得这样快、这样残酷。从光辉的顶峰一夜之间我和冠华被推进了可怕的地狱深渊。我失去了一切……最后失去的是我唯一的财产——我的爱，我所爱的人。那时我的肢体还健在，但是我的灵魂却是空的。人生的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那年上海的冬天是那样冷，彻骨地冷。雨是那样多，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一个一身黑衣、头戴黑巾的幽灵多少次在黄浦江畔徘徊……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仅是生的欲望。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对于我来说死的诱惑更大。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沉默地从人间消失，不甘心历史就这样被歪曲。于是我活下来了。这段逝去的岁月在我写完《十年风雨情》之后就深埋在心底了。我竭力去寻找新的生活、新的激励，甚至新的情感。但是，当我开始写这篇《昨日旧事残梦》时，我才知道，那伤痛依旧存在，它只是被轻轻地掩盖而已。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薄薄的纱布，再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我真的无法再——次直面那原以为已成过眼云烟的过去。最后我选择了逃避。我必须向读者致歉，那篇文章写得很不充实，很零乱。我竭力想写得轻松，竭力想避开伤痛，结果我自己也很不满意。我只能承诺，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我的感情真能变得坚强一些，我也许可以给历史、给广大读者交一份更好的答卷。当我坐在这座我生活了四十二年的四合院中重写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遗老”两个字。这使我自己十分震凉，不知不觉中，难道我真的变成了沉湎于过去的“遗老”，只能絮絮叨叨地讲述这院子中过去发生的事了？！我的生活就真的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了？这本集子题目为《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一直想的是这大红门是从门外跨进来，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揭示这院中曾经生活过的人们的悲欢离合。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匆匆逃离昨日的残梦时，我却猛然醒悟也许这大红门也应当是从里面往外跨出去。我也许应当把自己的情感跨出这大红门，寻找新的生活起点，那时再回头看这两扇大红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呢？从这里我又想到，我写的四合院总是停留在我们两代人——我的父亲和我与冠华。我从来不曾想过这院中还有个第三代，女儿妞妞。我一直觉得她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妞妞不赞成我把自己埋葬在这院子里，埋葬在早已逝去的情感恩怨中，我却觉得她完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人沉重的心路旅程。前不久在上海福寿园为父亲的铜像揭幕，学者们都认真地论述父亲的一生，妞妞最后讲话，却说“我觉得我爷爷特别‘酷’，他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还说“我不喜欢老讲继承，我喜欢多讲创新”。听众里老一辈的摇头，中青年的却大为赞赏。回到北京，这件事总在我的脑中盘旋，我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四合院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个第三代。我们家这——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一百年前，父亲是反清战士，参与辛亥革命。五十年后我造了父亲的反，成为共产党员。今天，又是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妞妞是这院中的新一代，她也正在造我的反，试图把我从过去拉进现在。她降生在这个大红门内，十二岁时从这个大红门中跨出去，但她保留着大红门的情结，十多年后又从大洋彼岸重新跨进了大红门。只是她带进这大红门的已是崭新而陌生的气息。她经营的新概念媒体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她的“离经叛道”在我看来已不属于这个院子。但这些天，我却不能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四合院变迁的一个新的里程吗？我凝望着院中那棵最老的海棠树，它的年龄和妞妞相仿，我们搬进51号时，它刚刚栽上，如今已是枝茂叶盛，给了我们半院子荫凉。四十年来，海棠的老枝已经枯死不少，如今旺盛茂密的多半已是新枝。老干新技交叉在一起，构成了这棵充满沧桑感的老树。历史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还想到这大红门中的第一代人我父亲，他的结局是完好的，因为他——生遵循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信念，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第二代人的我却是个最大的悲剧。也许那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我无祛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梦。现在到了第三代人妞妞，她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挑战这四合院的过去。她不会再让任何这院中的悲剧重演。我终于心情开朗起来，似乎在陈旧的院墙中看到了新的生机和未来。但愿这大红门内的四合院会随着妞妞这一代人往前走，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厚黑的施用，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把它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即如我著这本《厚黑学》，你们应当秘藏于枕中，不可放在桌上。假如有人问你：“你认识李宗吾吗？”你就要做一种很庄严的面孔说：“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认他不得。”口虽这样说，但，心里应当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位”。你们能够这样做去，所创的事业，一定惊天动地。关于李宗吾与厚黑学《厚黑学全书》作者李宗吾，1879年（清光绪五年）生于成都，一度任国民政府官员、四川大学教授，后来成为自由撰稿者，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不幸去世。李宗吾遍检诸子百家，读破二十四史，期望求得历史的真谛，终于发现，如果不是彻底的厚颜与黑心，就不可能成为大奸大雄。他把这一认识整理为理论，在1917年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奇书——《厚黑学》。《厚黑学》辛辣地讽刺了旧时政治的黑暗以及官场上的弊病，这无疑引起了许多官僚的忌恨而进行攻击，也有朋友对作者加以劝阻，以致《厚黑学》在成都《公论日报》未能连载完全。几经周折，在1934年才正式出版，受到读者的好评。

＜br＞本书收录了28位受暴妇女的口述访谈个案，详细叙述了受害人经历的家庭暴力事件； 生动地描绘出中国家庭暴力的现状；描述了家庭暴力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施暴者的暴力手段， 以及受暴者应对暴力的态度，展示了社会各界，包括公检法机构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本书旨 在加深公众对家庭暴力危害的认识，提高公众反对家庭暴力的意识，并为政府及公检法机构制 定反对家庭暴力策略提供第一手资料。

在这套精彩的丛书里，作者对当代历史中著名的公案进行了有趣的探讨，肯尼迪家族的死亡之链、罗森堡夫妇审判的“毒树之果”真相，纽约的火并、连环谋杀……阅读本丛书，读者会透过生活的平庸表相而感知到心灵的不稳定性。本书涉及到我们时代最典型的痛苦的故事，但本书生气勃勃的生态会使哪怕最脆弱的读者感到勇气在周围萦绕。希莫里克·杜瓦尔，法国著名记者，小说家。现供职于法新社。著有《世界尽头之门》《刀锋飞行》《黑手党档案》等书。法文版《黑手党档案》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黑手党扬言要割了杜瓦尔的舌头，以惩罚他揭露黑手党家族内幕之“罪行”。法国政府派人对他进行秘密保护长达一年之久。他本人也深居简出，恐遭不测。希莫里克·杜瓦尔娶了一位西西里姑娘为妻，故他经常往返于巴黎和西西里岛之间。这样的境遇也促使了他完成《黑手党档案》。该书是描述近代以来著名的“特种机构”、神秘组织历史的图文总集。书中所涉及的人类组织，具有钢铁般的笨重、凌锐的形式与性质，从黑手党到国际刑警组织，从中情局到联邦调查局，这些令人生畏的名字，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在利益斗争的沙场上扮演着主角。本丛书的主色调使人联想到的是中世纪秘密宗教信徒在月夜里长袍飘逸的背影，想到的是曾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贝鲁特大街上的长枪党，它的阴郁甚至令我们联想到爱丁堡监狱的夹道和枪械上的钢蓝。

“硬球”是本书独创的一个寓意深刻的概念，它在本书中既指政界人物为了胜出、权力和成就，而展开的讲求实际、大胆出击、不畏艰难、“过关斩将”的竞争游戏，也指他们进行这种“硬碰硬”或者说“打硬战”的激烈游戏时，所使用的各种巧妙有力的手段与技巧。本书作者克里思·马修斯在美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如果走进美国，你会发现许多城市的大街上都张贴着他的巨照片。而奠定他的名声的就是这部百年难遇的经典之作、被《读者文摘》评为最佳非小说类作品的超级畅销书。马修斯曾先后担任美国参议员弗兰克·莫斯的助手、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的演讲撰稿人、国会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第95-99届）的首席助理兼发言人，数十年生活在政坛高层的幕前幕后，经历，目睹了许多政治人物的沉浮成败，是一个真正了解政治，懂得政治的人。马修斯认为，政坛风云人物的成功智慧与从政艺术，不应该只对雄心勃勃的政界人士有价值，其中包含了人类永恒的真理，应该公诸于世让更多的人分享，去实理人生，事业的成功与辉煌。所以，他便写下了这本揭示政坛成败潜在法则，像优秀小说一样脍炙人口的佳作。自1988年首版以来，本书在美国一直畅销不衰，并被迅速译成其他语种，在许多国家流传。它不仅受到政界人士的钟爱，也备受企业家、公司白领、大学生、青年人的欢迎。本书的问世使马修斯获得了“政治游戏的分析师”、“当代的马基雅弗利”的称号。克里思·马修斯现在是全美广播公司电视网（CNBC）《硬球》节目主持人、《旧金山观察》的高级评论员。

卷首语：老影集里见外公/1999年，我家经历一个多事之秋，爸爸突逝，妈妈大病，哥哥远在海外任所……撑起这个家的顶梁柱，骤然落在我这个刚工作几年的女孩肩上。怎么办？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爸爸的死，缘于他在深圳遇车祸后骨折，做手术引发心脏病所致。我闻讯赶去，却没见到最后一面，这和1976年外公去世和1984年外婆去世时一模一样。而且，他是去广州参加纪念外公活动路上出事的。妈妈的病，始于战时的艰辛和异国的孤寂（用爸爸的话说，她没过一天好日子），但更多与痛失外公、外婆有关。有多少骄傲和荣耀，就有多少辛酸和悲凉，谁让她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呐！在我“豁出去”的急急奔走下，住院，报销，住房……，这些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总算有了眉目。重站起来的妈妈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而刚刚卸下重担的我脑海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她的病使我警醒，不了解外公，不了解外婆，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妈妈。而此前，也许是我的外公太伟大，也太特殊，我对他的了解其实并不比同龄人多到哪儿去。为此，我踏上了一条走进外公和外婆精神世界的独特人生之旅。和大多数20世纪70年代出生者一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外公－毛泽东，他也没亲眼见过我－孔东梅。不过，我和外公的的确确“见过面”－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再把他的照片带回给我看。照片成了我们祖孙互相“交流”的惟一方式。尊敬外公、怀念外婆的我，经常翻开家里那本老影集，读着用胶片定格下来的那段金戈铁马却又缠绵悱恻的岁月。本书把百年毛家分成四个家庭，一一叙述每个家庭中母亲与子女，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亲不凡而又平凡的情感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逐渐远去的，既熟悉又陌生的伟人亲缘世界吧……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是上世纪初的一幕了。思想和文化的先驱用纸笔在时代的浪潮中描摹心灵的图卷。回眺精神的空间，情感的经纬交织成生命的印痕。疾奔的身影后，炫目的花朵依旧绽放，让人诗意飞扬。马力的新著《山水文心》是对中国现代风景散文的一次赏阅，是对文学经典进行视角独异的含咀和体悟后即兴的批点。游情所向，又超越寻常的地理意义而使作品原初的内蕴获得个性化的解读，断非多加添设的文字附赘。绘写着社会生活图景的那一代作家，皆对山水有情，屐痕无所不到。“荡荡放情志”留下的作品正可透露性格中浪漫的一面。马力仿佛离五四作家很近，情感的契合使他从这些美丽抒情篇章里呼吸往昔的空气。他游走于经典与风景的相交地带，尽情享受文字，感受彼时的思情，于浮想之际还原前人描述的山水。周作人的淡朴，郁达夫的飘逸，沈从文的淳美，郭沫若的激切，徐志摩的恣肆，林语堂的灵妙，郑振铎的深湛，朱自清的雅驯，潘漠华的沉郁，废名的古拙，冰心的清丽，庐隐的凄婉，石评梅的哀艳，冯沅君的幽娴……翰墨风流，他们的艺术精神在山水世界中延存、超升。风景之树上，思想的叶片不会零落，情感的根脉永远坚韧。先天的禀赋转化为语言的呈现，表露出迥异的文学风度、精神气质和写作姿态，浮映于山水图景上的是文学大师心灵的潜象。马力临其境，领其情，远去的先人做了身边的游侣，彼此谈笑着，轻移闲缓的脚步浏览起山阴道上的景物，随风的繁枝缀满散文的果实。始信好的写景篇章都是如画的，山水途中入胜游。京师的遗韵还在纸上存留，马力随郑振铎穿入厂甸，去寻店藏的旧笺；跟钱歌川走近天桥，去看杂聚的百艺；同朱湘荡舟北海，去听诗坛的争讼。都门之外的佳景更迷人眼。黄山云雾、西湖烟波、姑苏风月、敦煌梵境……疏淡而清远，又不断闪映新鲜的景象。在审美视野里，移动的风景无不动情。点点笔墨，让精神的羽翼归憩，又催动新的远翔。身披烟霞余影，马力循着前代学人的文化印迹行走，领受着山之生命、水之性灵，在峰岚江波的映衬下完成对于风景的文学体验。

1889年张之洞督鄂被视为武汉现代化发展历程的重要界标，此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第一，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的发展看，汉口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从国际贸易商埠的发展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虽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而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到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数倍增长。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第二，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发展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局、湖北制麻局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武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裱谩⒆郧垦谩⒑蔽浔秆谩⒑迸┪裱谩⒑惫ひ昭谩⒑笔Ψ堆谩⒘胶苁Ψ堆谩⑴邮Ψ堆玫鹊龋橇似胀ń逃⒕陆逃⑹狄到逃⑹Ψ督逃炔忝妗Ｔ凇坝窝А狈矫妫笔峭砬迮沙隽粞疃嗟氖》葜弧５？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武汉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武汉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铁路的修建，所以他治鄂期间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武汉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武汉的地位更加凸显。铁路之外，此一时期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则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航路的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由此观之，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而从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上，我们还能得到以下重要启示：第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武汉发展的前提。武汉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明清以来，武汉商业的繁盛主要就是凭藉这一区位优势，在近代发展成为国际性商埠也与此息息相关。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因而在治鄂期间利用了武汉的地理区位优势，促成了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发展。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从武汉开埠一直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而直到张之洞督鄂，武汉才发生上述较大的变化，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的意旨而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本书系“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共收入相关学术论文40余篇，内容涉及张之洞督鄂期间及相关历史时期湖北政局、“湖北新政”、洋务运动、“东南互保”问题、晚清官僚结构、清末宪政、币制改革、近代术语、芦汉、粤汉铁路建设、“中体西用”思想及其传播，以及张之洞的学术文化思想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