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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旨在于梳理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涵，而不在于考察它在某一地域、某一时期的际遇。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是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学说。本书在结构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运动，而且在许多国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本书的重点是勾勒、梳理作为一种学说、理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本书的第二部分剖析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包括个人主义、自由、平等、民主、国家学说等等。在剖析自由主义原则时，本书将自由主义定位于一种国家学说。其核心是一套关于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理论。在全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本书介绍了批评自由主义的学派及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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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毛泽东同志在中指出：“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新闻学即研究一切新闻现象的科学。它是人类新闻实践的理性总结，也是人们新闻实践的理论指南，其领域广阔，大有可为。从前，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只有技术可言，而无学理可讲。但新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现在，人们对“新闻有学”已初步达成共识。这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进展。

《刘庄百年》是罗先生以随笔形式来表现刘庄百年历史的史学读物，该书以刘庄为中心，把与刘庄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串连起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20世纪中国百年史，从一座庄园的诞生与历史变迁，揭示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刘庄的主人刘学询，光绪十二年考中进士，却没有走上升官发财的道路，他在吏部“待分配”好几年，见没有升官的希望，便毅然包办“闱姓”（“闱姓”是晚清两广地方利用科举考试进行赌博的一种方式），从此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一时声名鹊起，被人称为“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刘学询为名将后裔，且颇有壮志雄心，他一心想反清复明，由自己来当皇帝，这与孙中山倡导的民主共和实属南辕北辙，可他俩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想推翻清朝，因而两位香山同乡便在政治上结成了联盟。刘学询自命为朱元璋、洪秀全，却视孙中山为徐达、杨秀清。孙中山对此似乎也毫无异议，他在致刘学询的信中白纸黑字地写着：“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兵政一人弟自当之”。不管孙中山这里是出于谦虚，还是出于策略，都可见刘学询当时是颇有势力的。可惜历史与刘学询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孙、刘联盟的密谋，都胎死腹中。刘学询不仅不能坐上皇帝的龙椅，而且不能算作辛亥革命的功臣，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刘学询只是在刘庄做他的隐士。刘学询的政治主张与孙中山迥然相异，与保皇党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根本不同，他们虽然都拥护帝制，可康、梁保的是光绪皇帝，而刘学询则是要反清复明，自任皇帝。因而刘学询千方百计想借慈禧之手杀死康、梁，后来虽没能遂愿，却亲临南海监督，把康氏祖坟挖得七零八落。这下可惹恼了康、梁，梁启超不断写信给保皇党专管两广军事行动的澳门总局：“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刘豚即刘学询）。”结果刘学询从澳门返回广州时，“甫登岸，即被凶徒以枪对面打中胸部”。刘学询虽没被打死，可也知道了康、梁的厉害，没有再轻举妄动。刘学询曾一度做两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僚，但他只把李鸿章当作他反清复明大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八国联军攻北京时，国内一片混乱，他建议李鸿章联合孙中山，策划两广独立，进而建国，李鸿章心有此意，却含糊其辞，静观时局发展。1900年6月15日，清廷电令李鸿章“迅速来”，担任议和大臣，李鸿章经反复权衡，决定赴任，以便将大权揽回自己手中。刘学询眼看自己精心策划的“两广独立”将付之东流，便通过香港参议局唯一的一名中国议员韦玉，转告港督卜力，暗示他乘李鸿章北上途经香港时将李扣留，逼他反清。正当这一计划就要实现时，卜力收到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从伦敦发来的电报“不准扣留李鸿章”。刘学询的妙计又告破产。刘学询几次谋事不成，遂心灰意冷，他决心急流勇退，把全部精力投向在杭州西湖畔建私家别墅，这就是刘庄。建国后，刘庄被政府接管，称“西湖宾馆”，80年代改建为“杭州西湖宾馆”。作者在书中还写了刘庄被查封，康有为“猖狂”进刘庄，毛泽东与刘庄，刘学询后代的命运等。书中还附有许多未曾公开的图片，使人如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刘庄的历史变迁。罗以民先生遍查史料，到处走访，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那些残缺的史料断片，融合成一部有机的《刘庄百年》，相信读者朋友可从这部书走进一段独具魅力的历史。

内容简介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其精华，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一项艰苦任务。本书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在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基本思想、基本精神作了较系统的阐述。本书共十章，主要内容包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德刑之争；对群己关系、人我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和原则；中和的原则；道德精神；修养学说；古代若干道德规范等等。同时，为了阅读，本书选用了一些古代经典的文献材料作为参考资料。全书通俗易懂，寓教于理，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本书是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的阶段成果，收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它不但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必读书，而且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青年）修身养性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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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虽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自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后，大明帝国东临关外寒风，西闻秦晋惊雷，犹如一辆疲敝的马车向深谷滑行。崇祯皇帝，大明帝国最后一位天子，他的一生比起前任几位皇帝——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可算是励精图治，奋发向上，颇有中兴之志。但他一直生活在帝国无可奈何的衰朽和灰暗中，伤心地目睹着祖宗的基业被蚕食的全过程……...

我们在冲突中封闭，我们在冲突中开放，我们在冲突中矜持，我们在冲突中对话，我们在……“我们是谁？”罗蒂这样问，以终结一个“我们是什么？”的“传统”。“德性之传统”如何？麦金泰尔如是探究──即便此“传统”在“我们是谁？”的笼罩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如何抒发我们的情怀，蒙培元先生的《心灵超越与境界》一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在中西哲学的冲突中，我们或封闭，或开放，或矜持，或对话，而开放与对话，则成为时代的主题。前人于此已作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牟宗三先生的“道德心”论。然以“境界”为“‘意义’的‘觉解’”，以“道德心”为“创生的实体”，所谓“意义”、所谓“实体”，是什么？“意义”是否是西方近代逻辑分析哲学的“意义”？“实体”是否是康德实体论的“实体”？或不尽然。这种中西哲学“相互阐明”的范式似乎已发挥无余蕴矣，也许该回过头来，冷静想想，“传统”留给“我们”什么？ 以心灵哲学为情感哲学，以超越为心灵的自我超越实即情感的提升与超越，以境界为“心境”实即“情境”，这些提法本身就富有极大的挑战性。所谓“挑战性”，自然是指对以西方哲学来解释“心灵”、“情感”与“境界”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这样一种普遍现象的挑战。而作者本人对或重心“情”或主心“智”、或谈“境界”或论“实体”这样的中西哲学的义理架构上的重大区别的深切感触，也颇发人深思。情感是心灵存在──也就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情感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所臻的境界是人的“终极关怀”的落实的重要途径，是本书在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中所提供给我们的重要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