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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日、朝东亚三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是从中国的隋唐帝国时期开始的。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以前东亚三国的交往，姑且称为早期的交往。根据文献记载，古代中朝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中国商周之际的箕子入朝鲜，如此算来，至今已有3000年历史了。从朝鲜半岛的历史来讲，从箕氏王朝到卫氏王朝，大概相当于中国商周时代到西汉武帝时期，它们的建立者和统治阶层都来自中国，与中国中原政权形成一种藩属关系。汉武帝灭掉卫氏朝鲜后，正式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置郡统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汉四郡”。在整个汉魏时期，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郡县统治，在中朝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乐浪汉文化；与此同时，半岛南部地区则相对落后，经过不断战争，逐渐形成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大部落联盟，不过在北部乐浪汉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也在快速发展中。到了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也进入了北部高句丽与南部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这三国分别与中国的南北各政权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古代中日之间的交往究竟从何时开始已不得而知。据学者推断，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吴越一带先民，就可能有一些人从海上来到日本列岛，这大概是日本最早的中国移民。徐福东渡的传说，实际上是秦汉之际中国人渡海移民到日本的一个缩影。文献明确记载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当在中国东汉时期，汉光武帝赐金印于倭王，则是一个典型的实物例证。到了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先有邪马台王国女王卑弥呼与曹魏的通使往来，继有大和奴隶制国家“倭五王”统治时期遣使南朝刘宋，双方的交往非常频繁。古代朝日之间的交往，先期主要表现为移民风潮。当时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的移民，既有朝鲜人，也有“汉四郡”统治时期生活在朝鲜的中国人。他们和从中国直接来到日本的移民一道，为日本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和生产技术，从而大大促进了日本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发展。到了公元4～5世纪时，日本随着大和统一奴隶制国家的建立，趁着朝鲜南部的分裂和百济、新罗势力的弱小，开始走上了对朝鲜半岛侵略的道路。

“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翻译大家兼幽默大师 林语堂“愚以为中国2500余年文化所出—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 李大钊“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北京大学教授、文化巨擘 吴宓“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北京大学英文教授 温源宁知识创造奇迹，好书改变命运。《中国人的精神》（贰）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包括两部分：《尊王篇》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尊王篇》是辜鸿铭在1900年所撰各种论文的结集。据辜氏的同僚好友赵凤昌记述：《尊王篇》出版时，销量极好，“各国竞购读之”。罗振玉亦说：“欧人争传诵，当时为之纸贵”。20世纪初，辜鸿铭先生因《尊王篇》一书在世人以上中的声望，尤其是在西方社会的影响而言，都远远超过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甚至严复等人。有人说，近代西方世界之真正认识中国，就是从辜鸿铭开始的，而他们之真正认识辜鸿铭，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中国牛津故事》是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把张之洞所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反对和攻击的都是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人是什么？人的死亡之谜是什么？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们是如何看待死亡的？他们如何克服死亡的恐惧？中世纪人们的死亡观念是怎样的？近代和现代西方人是如何漠视和直面死亡的？本书从理论层面上阐释了西方人心中的死亡之谜和西方死亡哲学的基本意涵，而后具体地考察了西方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和一般哲学一样，死亡哲学具有人生观或价值观的意义，是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的深化和延展。西方死亡哲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系统，是一个包含着“死亡的诧异”、“ 死亡的渴望”、“死亡的漠视”和“死亡的直面”这样几个具有质的差异性的阶段的发展过程。

2006年是红军长征70周年。这个奇迹早就开始被纪念了，只是这一次时间坐标发生了变化。这里面有红军，有他们进行的长征；也有中华民国，租借地，纽约来的投机者，苏联人；共产党正被国民党追击；一个放在一张统一的中国地图上的30年代……过程永远都是谜。30年代的描述亦如此。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每一代执笔者也都是如此。70年，几乎是下一个百年的倒计时，再过30年，这些曾发生的事实，还会被记录吗？或者被如何记录呢？红军在70年后的今天，在官方与民间，在时尚与传统，在亲历者与想象者中间，成为一个有趣的纪念对象，他们各自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甚至互相印证。90岁，80岁，70岁，60岁，50岁，40岁，30岁，20岁，10岁。这样一个年龄的纵深与横切面。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传统与现代共存，丰富而纷杂，单纯而且充满朝气与活力。如此不同的八群为什么会同样地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他们如何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在这条寻找生存的路上，毛泽东与他的队伍，一直在修正着自己的方向，整整两年，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才决定了这条路的终点，或者起点。恍如茨威格所描述的“人类群星闪耀”，那些星辰正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闪耀。70年后的今天，在所谓的“历史方向感”里，在所谓的全球化语境中，我们仍然在历史地图中透过这支军队的红色色素，辨认这条30年代行进路线的方位和经纬，并试图努力地回到常识。

傅国涌在尘封的史料中勤奋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国不少历史真相，以新的视角给读者新的启发，实现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百年中国，多少悲壮剧，前人创造了历史，却又多少被遗忘。傅国涌勤奋博学，“百年寻梦”，“追寻传统”，“笔底波澜”，为后人找回财富，激人奋进。——钟沛璋 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东方》杂志总编辑在我看来，在一代年轻的学人中，傅国涌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他的文章带着他特有的思想光彩，正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李斯宇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傅国涌的文章有内容，有观点，视野开阔，文字晓畅。有些地方用墨不多却意味深长。——章诒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傅国涌的文字之所以可信，在于他的理性、道义和人格力量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在一个弯弯曲曲的年代，傅国涌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本书从近代史人物的细节告诉我们：洪秀全的“天国”并非是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救国探索；康有为没有公车上书；杨度也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反动……作者对史学有许多独树一帜的评论，尊重史料但不固守成规成论。让人读后拍案称奇，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近年来的历史界有一个共识：尊重历史，以史实说话，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个本来面貌。

经过奴隶社会夏商周三代的积淀，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不同学派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史称“百家争鸣”。这个时期思想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九流十家”。各派思想碰撞融会，同时由于政治需要，儒家在百家中脱引而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主体。本书为读者系统讲述先秦百家思想的精髓，各派思想的斗争融会，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读来妙趣横生，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民国初年大牌记者陶隐亲身见闻，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7年统治，13位总统，46届内阁。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实与大气。遍地枭雄，波诡云谲。战争、政变、暗杀、政争、学潮、工潮，什么事都在姓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样样都试过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漫长而曲折。王学泰、吴思、张鸣、雷颐、李亚平、刘苏里联袂推荐。从晚清帝国崩溃到民国政府重新统一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转型史，贯通中国古今历史的关键环节，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对今天来说，民国史也许是中历史当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段，而1912年到1928的这一段尤为重中之重。至今我们也还不能完全弄清楚，读明白。后来人回头望去，许多现象还难以理解：军阀多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粗人，可有时他们在法律程序面前也会心怯和低头；那时够得上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也许就是十几万、至多几十万人吧，而其政治影响力、其社会示范效应，却可以是空前绝后。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陶菊隐先生的著作，带我走进军阀史的研究。先生是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名记者，笔下的人物，他采访过；记录的事件，他看着发生；他的史话，有浓烈的现场感。这种现现场感，借先生生动的文笔，对每个读它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张鸣 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陶先生这部130余万字的《史话》，不假任何虚构便把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长达33年经纬万端，云谲波诡的历史说得清楚明白。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确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曹聚仁语）之称。可以说，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他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如果想要了解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想要了解民国初期的成绩与失败，想要了解现在从何而来，而又想要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地读这一部书。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作者专制帝国如何垮台？宪政如何建立？又如何瓦解？各种写入宪法的权力博弈规则如何演变为暴力争斗？这本书里都有活生生的演示。本书确实在描述历史，但它对我们的启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吴思 学者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北洋军阀”这一段自有其非同凡响和意味深长之处。史家论晚清，常绕不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语，而本书所记的这一段，可以说正是这“大变局”的高潮一节，它是帝制的终结和“共和”的开始，古老中国从漫长的帝制中挣扎出来，摸索着向“共和”奔去，其意义重大，其影响深远，后来的观察者看得越来越明白；这一时期也正是革故鼎新之际，宪法、国会等出现，现代警察制建立，新式学校普及，新闻舆论形成，等等，许多制度直接启发着后来的历史。本书名以“史话”，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真与大气，以140余万字的篇幅，勾勒了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前后33年的一段历史。作者行文收发自如，轻松地刻画出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虽不假以文学性的虚构，也已惊心动魄；虽然写的是过去的事，读来却活灵活现，如在今日。

这是一个精神失语的时代。因此，愤青行为也显得尤为可贵。其实当愤青并不难，只要进入了青春期，对现有社会秩序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满，感到自己的幸福愿望没有满足，愤怒了，就会成为愤青。愤青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行为愤青；一种是文化愤青。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一段话，或许是很好的注脚，他说：“夫人之相与，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历代愤青告诉我们中国历史的另一面，探寻历史的真相。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也是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它上下五千年，从发端开始，其辉煌的成就即为世人所瞩目。本书站在考古学的高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文化遗址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广阔的史前空间，让读者零距离接触一段可读、可视、可触摸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