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宾遇刺，亚辛被炸，阿拉法特的死扑朔迷离，下一个又会是谁？以色列总统卡察夫2005年7月4日警告说，由于沙拉撤离计划实施日期日益临近，极端分子可能效仿1995年对前总理拉宾的暗杀活动，对以色列总理沙龙下手。在中东——这片充满战乱的土地上，戈兰高地归属的纷争、隔离墙之痛、报复与反报复频仍，仇恨愈积愈深。耶路撒冷——“和平之城”风声鹤唳、见证了“自杀式爆炸”的血雨腥风。亲历现场、目击死亡，中国记者穿行在巴以冲突的硝烟、枪弹和怒火中。近距离接触沙龙、佩雷斯阿拉法特等巴以政要，透过间接的文字，将历史真实而客观地展现在你眼前，带给你视觉的冲击、心灵的震撼。130余幅精彩插图。上帝给了世界十分美，九分的耶路撒冷，上帝给了世界十分愁，九分就在耶路撒冷。穿过“生死线”，进入拉姆安拉，我的心却不由得一紧！远处传来激烈的枪声，从前面飞速而来的大石头打在被坦克碾碎的路面上，灰尘弥漫，飞沙走石，几块石头差点砸到我们的越野车上，不期然间，冲突就在眼前。没有一种死亡比这种死亡更加惨烈，没有一种现场比这种现场更让人感到恐怖。当一次又一次听到那沉闷的响声，当站在残肢横陈的自杀式爆炸现象，我总有一种震撼和恐惧，我总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一只眼睛眯缝，另一个眼睛半睁，很有点孩子做错事后认错的感觉，显得格外的可爱和真诚。这就是沙龙身为政治家的老道之处了……在以色列，除了“屠夫”、“推土机”外，沙龙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绰号——“老狐狸”。这是令人窒息的时刻，只要爆炸者的手一靠近腰间的爆炸物，纽曼和那名乘客以及旁边的公交汽车，都将为爆炸所天噬，“我们拼命张大嗓门咕，‘这里有恐怖分子’、‘所有人都赶快离开’。”“……千万不能和他们近距离接触，他们随时可能对你们发动攻击。”多米尼兹少校警告，顿了一顿，“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不要以为你们是记者能就幸免”。突然枪声响了，随即火连绵成一片。在烟露和火光中，青年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能起来……暴力最终没有使阿拉法特屈服，他一直坚守在官邸内。但在僵持中，这座官邸内“孤岛”在南北两翼也被以军炸药摧毁，钢筋连着块状的混凝土从残存的楼顶一直垂到楼下……打车回分社，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归来。司机长久无语，最后在下车时，他说我身上有一股浓重的尸体味道，我还不相信，看着他悲伤又回避的眼神，我把手心伸到鼻前，确实如此……第一次爆炸后，是更疯狂的报复，然后是更猛烈的暴风雨。让人恐惧的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爆炸将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又将有多少人倒在血泊中。我总是告诉自己：活着，真好！真的，你没任何理由不去珍惜你的生命！

近代军阀肇端于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八大军阀中，袁世凯当了洪宪皇帝，段祺瑞恋权而不贪财，吴佩孚最讲“道义”誓不当汉奸，张作霖虽讲“良心”而死于日军之手，孙权芳有纵横之才，终又死在佛门，还有精于应对周旋的阎锡山，出身草莽的韩复榘，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梁启超：“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陈独秀：“军阀……（是）那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谭平山：“我们的国家，变成军人专有的国家；我们的政治，变成军人独擅的政治了。所以军人在社会上，握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组织了一种特别的系统，这就是叫做‘军阀’。”胡适：“其实中国哪有军‘阀’可说，只有军人跋扈而已。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今日文治势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失掉其依据，只靠做官或造标语吃饭，故不能澄清政治镇压军人了。……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费正清：“军阀们制造的分裂和混乱正好为思想的转折与反传统倾向流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那些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将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富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它也部分地是对军阀统治的罪行的回报。”

民国时期的“四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二局”即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自1923年中央银行建立至1935年“四行二局”全部建成，四大家族不用投资一文，完成对金融的独占。马寅初释“官僚资本”为“靠做官发财的人所得的资本”，四大家族就是这样的“利用公权发财”的资本家族……毛泽东：“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马寅初：“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千家驹：“至于蒋宋孔陈，在他们窃取反革命政权之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蒋介石虽出身盐商家庭，但到了蒋介石已经破了产，他不过是上海滩上一个三等流氓，做交易所投机混日子，后来交易所失败了，才跑到广东投革命的机去。孔祥熙是山西一个土财主，薄有产业，也够不上说大资产阶级。宋子文与陈氏兄弟，据说都做过交易所生意，但也够不上称资产阶级，更不用说垄断资产阶级。”

1981年，职称仅为讲师的刘道玉被中央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刘道玉曾说：“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那么，就不会为’保官’而前怕狼后怕虎了，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了。”“我这个人最喜欢一个字，那就是’变’。有这个字，就有了创新的最大驱动力。”正是他的这种“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的个性，使他成为八十年代大学中的风流人物，也成就了武汉大学一度的辉煌。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等，都为全国所瞩目，从而使武汉大学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甚至一度再现“北有北大、南有武大”的说法。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的。在十六年前，由于种种原因，锐意改革的刘道玉被突然免职，他像一个谜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本书是刘道玉在沉默了十六年后第一次把自己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揭开了许多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它将唤醒他们武大学子心中最美好的记忆，重回武大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是对弥漫在他们心中的“刘道玉情结”的最完满的注解。作者毕生从事教育改革事业，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和眼光具有前瞻性，他在书中保存了许多宝贵经验与思索，如大学价值取向、高等教育模式、大学校长遴选等等，对于问题重重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书前言自序在古今中外的文献中，叙述那些“远去的事”的传记，是拥有相当数量的一类典籍，它们是传承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传记是兼有文学和历史特点的作品，就人与事的生动描写来说，无疑是指文学；论事实真相的记述，那当属历史。这正如俄罗斯作家赫尔岑所说，回忆录是要“通过一个偶然进入历史道路的人来反映历史”。传记是人们比较喜爱阅读的一类书籍，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长知识和立志成才的广大青少年——他们希望从中受到启迪，寻求、借鉴和获得前进的动力。心理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从一个人所喜爱阅读的书，便可以大致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一般来说，爱读传记的人，好奇心特别强；怀有远大的理想，富有责任感；乐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长处，重视人生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我很喜欢阅读各类传记，而且读过国内外的许多名人的传记。在我已阅读过的传记中，我比较喜欢的有两本：一本是美国人哈格写的《鲍林》，另一本是英国传记作家克拉克写的《罗素传》。前者传主是著名的化学家，两度诺贝尔奖获得者，２０世纪科学怪杰，揭示物质奥秘的巨擘，百折不挠的和平战士；后者传主是著名的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方文化巨匠，被誉为现代的亚里士多德。这两本传记其传主形象都能活生生地立体地呈现于我的脑际，我既为他们非凡的成就所折服，同时又为他们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遭遇而扼腕叹息。在一般人看来，作传似乎只是名人们的事。这是无疑的，对于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企业家们来说，为他们立传确有必要。但是，现在毕竟思想解放了，在文艺作品中，陆续出现了“百姓故事”、“庶民轶闻”和普通人的成功之道的记叙。这也是一类传记，虽然它们不像名人传记那样光彩熠熠，但也无不折射出传主的人生的光辉。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虽业未有成，但经历却倒有一些曲折。我早先从来没有写自传的打算，也许是人老了，总免不了回忆往事，“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同时，我想保持积极的心态，想找一点事做，练练手笔，防止大脑退化，于是就萌发了写这本自传的想法。自传是人生经历的再现，做人要讲真话，写自传也必须秉笔写实，以“我手写我口”，否则就不具有历史的价值了。美国学者乔治·赫伯·米特，有一个最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人的自身是由我相当于英语中的Ｍｅ和自我用英语字母Ｉ表示这两部分表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由他的自身角色Ｉ——独立行为和扮演的角色Ｍｅ——角色行为所组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往往只是角色行为的我，而掩盖了真实的独立行为的我。我在着手写这本传记时，就确立了写作宗旨：要写一个完整的我，既写角色行为的我又要写独立行为的我，既写成功的我也要写失败的我，以还原自己本来的面目。我已属于老年队伍中的一员了，但我不想以长者自居，仍然想以一个曾是青年人朋友的身份，向他们敞开心扉，述说自己所经历的人生的酸甜苦辣，让一切关注我的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刘道玉。如果你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我请求你以独立思考的态度对待它，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永远需要培植和发扬的可贵的精神！

《黄金武士：二战日本掠夺亚洲巨额黄金黑幕》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我国广大读者较为熟悉的著名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曾出版引起世界轰动的《宋家王朝》、《马科斯王朝》和《大和王朝》等大作。令人震惊的是，几部作品问世后，作者都不同程序地遭到了威胁甚至谋杀。《黄金武士》是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冒着生命危险推出的又一力作，耗时18个春秋，为世人揭开了20世纪最大的一个秘密。二战期间，日本以武力践踏亚洲各国的同时，一直执著而隐秘地实施一项掠夺被占领国财富的“金百合计划”，计划最主要的组织者均为皇室成员。日本战败投降前夕，数以万吨计的财宝被藏匿在菲律宾各地以及随船沉于海底。奇怪的是，战争结束后，这笔财富像蒸发了一样，在史料上难见其踪。是谁同日本一起掩盖了这一秘密？又是谁用这笔财富催生了世界政坛上不可见人的丑恶？本书会给您揭开谜底。

2003年10月23日至今，我因为无意中阅读一本三星堆的书籍而起考察文明源之心已经过去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写了三本书，在第二年的开头我写下了这第四本书，并且我认为这本书是我这个仓促体系的一个结尾。至此，宏观框架上已无显著的补充，一切都放在世人的眼前：（大致的）人种、语言、道路、宗教，都已“栏杆拍遍”。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也有小的挫折与波澜，但整体而言还是很顺利的，甚至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这同时也得到了包括世界各地华人的支持，并且一些地区已经有人和我联系大陆之外的出版事宜。这时候也引起我的反思：我的工作我自己怎么给它定性？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它属于什么学科？我对于我的工作很满意，当然漏洞谬误也不少。我甚至不愿意在其他地区再版时出版我的第一本书了，我已经觉得谈到这第一本书由于幼稚而使我脸上无光。不过，那是我的第一步，尽管歪歪扭扭却反映了我最初的思路。假如为了展示我的思考全过程，我还是愿意拿出勇气把第一本的谬误也展示给大家的，这本身就是一份不错的“原始手稿”。让我自己稍微捞回点面子的是，第一本书说明了我最初的宏观把握就是正确的：把“西来说”的源头直接引向中东的南方，坚定地指向埃及文明，并且直接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第一本书不成熟，但却奠定了正确的大方向。埃及文明与犹太文化这两条主线贯穿了我的整个研究。以往的“西来说”多偏离了这条主线，多止于两河流域，所以才导致了西来说的“灭顶之灾”，以至全军覆没。第一本书由于根本没有参考旧的体系反而奇迹般地避开了这个误区。我打算再版时保留全部的原文，谬误处写出解说即可，这样可以完全看出我的整个思路发展，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谬误就目前来看并未伤及框架的缘故。第一本书中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提出了，每个大的文明板块每千年为一期的次第向外传播的规律，这表现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最后的“文明列表”中。这本书中另外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假设是，人类文明在大约2500年前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分水岭：之前是人类自由迁徙的原始浪漫时期，人类文明在远古得到过广泛充分的传播与交流；之后的国家与民族发展导致封闭格局，反迁徙因素的出现导致战争与文明交流的相对停滞。没有这个分段将无法把握人类文明总的传播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将不能窥见人类早期的文明传播秘密，许多历史迷团将无法解开，“西来说”当然就不可能存在。第二本书《向东向东，再向东》也更象是一个偶然。由于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前我需要太多的《圣经》资料作为补充，越来越多的信息向我涌来，最后我说：得，我放弃这个“补充”工作，干脆另外起一本书，整体以《圣经》为蓝本解读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过程中有了许多惊人的发现，假如说它震惊了世人的话首先它震惊了我自己，许多的发现是我事先不知道的。有人说这本书奠定了我名垂青史的地位，这个评价不一定准确，但却最能说明它对于这个体系的意义重大。它比第一本书更加“规范”地提出了我的体系框架：中国夏商周文明起源来自中东。由于考虑到中国人并不熟悉《圣经》，为大陆读者的方便我引用了大量《圣经》，并且为了让一般人感知犹太人的具体历史与一般社会形态，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圣经》在《向东》中的相对连续性，某些部分我没有多少解说也压缩精选了部分《圣经》作为过度。这样的做法不被一些读者理解，对之大加批评，名之为抄袭巧要钱。其实对于这些《圣经》片段的引用和压缩我曾经花费许多精力，根本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直接抄袭”，除非这些人手中没有《圣经》才会做这样的评论。其实，一本书厚到那样的程度对于市场是很不利的，而不是更能“赚钱”。在出版前我忍痛割爱删掉了30多页已经压缩好的《圣经》资料。对于这个反映，尤其考虑到香港读者大都手边会有《圣经》参考，我对香港的出版人说是不是考虑删削一些书中的《圣经》引文，但是他们一口回绝了，所以看来我还要继续承担“抄袭”以及“巧要钱”的美名。第二本书就目前看也不是很成熟，主要的问题在于僵化。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犹太人身上，尽管埃及文明的继续研究也帮了些忙，但假如我继续坚持下去，将再次陷于僵局，无法把“西来说”进行到底。这个僵化的主要倾向是把人种与文化过分统一，实际上人种与文化有可能是分开传播的，不可拘泥。第三本书《历史也疯狂》不是一个框架性的文本，是我的读书随笔与旅游散记，但这本书却是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因为生活里的一个偶然事件与西北这条中国的丝绸之路有了特殊的联系。对于西北地区历时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坚定了我的信念，开阔了我的眼界。同时，对于夏文化以及半坡文化的语言为早期腓尼基文字的肯定，是这本书以及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在这本书里，我开始关注到中国本土之内的古代文化实际上有明显的“东方”与“西方”概念，他们又可以表述为“北方”（西方）与“南方”（东方），它揭示了“西来说”在中国的两大主线，这个具体化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第三本书开始，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从夏甲这里开始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我的“西来说”开始精确调校方向，从一般性的中东开始向具体的国家地区瞄准。语言的关注是十分偶然的，但却是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同时我开始注意到文化与人种的剥离，文字语言与人种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得以考虑。在第三本书的最后，古典南部阿拉伯文字与甲骨文的比较是我最为兴奋的一个发现。这为第四本书埋下了重要的伏笔。《锁定红海》依然是非常仓促的。这本来是一份长长的读书笔记，非常杂乱，好在目标很集中，就是红海。现在我还没有整理他们，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来整理他们才好。但是它的成效是显著的，我甚至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因为许多长久以来困惑我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在这本书中被我潦草地揭开谜底，我在动笔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收获的。在我最繁忙的一段时间，我身体也不太好，甚至遗憾地想万一我突然去世，这些工作是很难让别人继续的。现在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尽管体系紊乱文字潦草，但整个体系需要触及的主线都已经点到，粗略看来已成体系，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的思路的来路去脉。至此我可以长舒一口气了。中国主要的宗教体系、语言、人种、神话、文学等很具体地与“西方”获得了对应联系。这本书可能部分脱离了以往的焦点——地中海东岸，但是都是在以往的路线下才能获得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缘故，对于以往的三本书中的些微差异我不准备在再版中修改，只愿意加以说明。整个四本书展示的是真正探索的发展足迹，而不是一个正确真理的宣告。我觉得这样处理很好，不过我也需要提醒大家，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前后万一有矛盾以后一本书为准。第四本书将“西来说”的触角锁定在红海南端的“萨巴王国”，但地中海东北角的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对于中国西北的影响通过宗教与神话的探索也越来越显著起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两个不同的古代文明地区通过海路与陆路同时进发中国东部与西部，也就是南部与北部，最后在中原地区融合构成了中国的文明底色。心平气和地说，我的工作是一份为一个巨无霸工程初步收集资料的工作。这个定位最准确。正是认识到这个定位，我准备对第四本书不做过多修饰，以最“毛糙”的形态出版，因为这会最大程度地保留“资料”。许多信息假如按照规范的学术体例我是必须拿掉的，但是考虑到收集资料的不易与重要，我愿意放弃“学术”考虑，最大程度保存原始资料的充分，不过可以考虑在排版时做一些特别处理，以使阅读方便而可以让人接受。糊里糊涂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我这些字大抵属于哪个学科，或者说与哪个学科最接近？我似乎曾经问过自己。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许多人可能认为属于历史学，有的说属于考古学，还有的说与中文系有关，仔细考察了一下我的工作实际上应该属于“文化人类学”这一中国人并不十分熟悉的学科，它的别称还应该有“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不过对于这些学科的名称不同国家地区有非常不同的理解，甚至理解上大相径庭，所以最保险的方法是认定“文化人类学”就可以了。假如还想再保险一些，直接称呼为“人类学”就更可以了。“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是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如社会结构、语言、宗教和科学技术的科学；而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人类的，包括族源研究与人类体质以及他们的地理分布、流动等，所以不难看出正是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我做的不系统不专业而已。至于上面提到的历史学或者考古学甚至汉语言学都不能囊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只能拿他们当作“文化人类学”某一方面的工具。不过很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人类学”肯定不够发达，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不够的问题所在，这也就是中国文明源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清理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门外汉突然闯进来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领域基本上没人，或者有人但是他们忙着做别的了，专门精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文化人类学一直缺席。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放在这里大概是比较合适的。我收集的资料很粗糙，依然希望向整个社会抛砖引玉。

李敖，最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沧海横流，方显狂士本色。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时无英雄，立德立言，横倪一世。卓而不群的李敖，其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犹如一则现代的传奇。从文坛彗星到人人口诛笔伐的大毒草，从论战英雄到14年的牢狱之灾。他写过100多本书，其中96本被查禁。自人类有史以来，写禁书之多。李敖始终坦然面对，顽强对抗，本大传是李敖与这个时代对抗之最忠实的全程记录。 他发表著作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奉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他揭发敌人，决不手软，从宋美玲、李登辉到陈水扁，一一点名。笔锋所及，绝无顾及。这本书让你一睹百无禁忌的李敖！他的传奇一生总是与女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爱过的女人就有十数人之多，伴随着他人生的各个时期。本书也对他一生中几个重要时期在灵肉的“真幻”之情的所遭遇的感情纠葛，以极具意味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跌宕起伏的生活遭际为副线，详细再现了李敖多姿多彩的情感世界和快意恩仇的的传奇人生。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张国庆的演讲实录。文章谈人生如何急用先学、善于汲取、转化知识、利用机遇、改善环境、营造人脉关系以获取事业成功的要旨与诀窍。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至今仍延绵不绝。它在中国哲学思想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书从禅宗的起源开始，细数历代禅师的悟禅体验，将一部复杂深奥的禅宗发展史以一个个小故事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引发读者领悟禅宗的真谛。全书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源流图说”，讲述了禅宗的源流脉络；第二部分“禅宗六祖”，介绍禅宗历史上最著名的六位禅师悟禅之经历；第三部分至第六部分，则通过禅宗各个宗派的衣钵传承，细说著名禅师悟禅的过程。本书在梳理禅宗在中国发展脉络的同时，还配以禅师们的画像以及精美的佛教图片，便于读者对抽象深奥的禅宗概念有一个立体形象的认识。

《帝鉴图说》是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当时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由一个个小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本书还对张居正所诠释的帝王之道，以当代人的视角进行了独特评论。书中的插图是明代的木刻版画，线条简单，轮廓清晰，朴拙中带有几分稚趣，可爱又不失传神，兼具欣赏性和收藏性。唐史纪：尧命羲和，敬授人时。羲仲居嵎夷，理东作；羲叔居南交，理南为；和仲居昧谷，理西成，和叔居朔方，理逆易。又访四岳，举舜登庸。唐史上记：帝尧在位，任用贤臣，与图治理。那时贤臣有羲氏兄弟二人、和氏兄弟二人。帝尧着他四个人敬授人时。使羲仲居于东方嵎夷之地，管理春时理夏时变化的事；使和仲居于西方昧谷之地，管理秋时收成的事；使和叔居于北方幽都之地，管理冬时更易的事。又访问四岳之官，着他荐举天下贤人可用者，于是四岳举帝舜为相。那时天下贤才，都聚于朝廷之上，百官各举其职。帝尧垂拱无为，而天下自治。盖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虽以帝尧之圣，后世莫及，然亦必待贤臣而后能成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方股肱具而后成人，良臣众而后成圣，意亦为此。其后帝舜为天子，也跟着帝尧行事，任用九官二十牧，天下太平。乃与群臣作歌以记其盛，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所以古今称尧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任贤图治之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