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官场术》共分10章，其内容主要以民国历史为背景，以蒋介石几十年军法统治的具体事例为依据，研究蒋氏的政治权谋，揭示旧时代的官场黑暗和独裁、专制的反动，对于研究民国历史和传统官场社会，促进现实政治和吏治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性格决定命运，蒋介石一生成败都与他的性格有关，平心而论，蒋介石在旧时代的军阀混战中获得某种成功，与他性格中行事坚韧、决策果断、倔强不服输等某些因素有是分不开，但他更突出的性格特征，如专横独断、急躁偏激等副面因素，这是他在政坛失败之重要诱因，从政治行为的源头上看，蒋介石在政治手段上很少有现代的配方的东西，他十分注意从中国古代官场社会中吸取对他有用的东西，这是他作为旧时代的代表者本质所决定……

一个身材魁梧衣着简朴的中年人两手叉腰，站在一张小桌子前，待我们这班人坐定之后，他两眼将在座的人环扫一遍，然后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我作为空军副参谋长负责毛泽东主席的专机任务，始于1956年，止于1958年，历时3年。当刘亚楼司令员指着我对毛主席说“主席，这是副参谋长何廷一，以后你的专机就由他负责”时，我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毛主席当时对刘亚楼说：“好，你忙你的吧。”何廷一三个字在他脑子里显然没有任何印象。其实，早在毛主席兴奋地写下“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时候，我就在龙岩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了。那是1929年，我才13岁。红四军在长岭寨打了一个漂亮仗，歼灭了国民党一个旅之大部，旅长郭凤鸣当场被击毙，红军战士抬着郭凤鸣的尸体浩浩荡荡开进汀州城。红四军在长汀、上杭、龙岩、永定影响很大，闽西根据地日益扩大，群众纷纷参加红军，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革命队伍的。参加红四军的第二天晚上，就通知我们去听报告，我们一群新兵跟在黄树庭后面走进一栋楼房。没有隔成间的二楼已经坐满了人。我看见一个身材魁梧衣着简朴的中年人两手叉腰，站在一张小桌子前，待我们这班人坐定之后，他两眼将在座的人环扫一遍，然后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牎今晚我给你们讲讲中国战争的发展史……”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毛委员牎”毛委员很重视宣传群众，经常亲自演讲，但由于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我那时年纪小，见识少，很多话听不懂，现在能记得的就只有这么两句：过去打仗用的是大刀、长矛，现在用的是毛瑟枪、机关枪。1940年7月，我由前总调军政学院学习。到延安后，我利用休息时间去看朱老总，警卫员告诉我朱老总和康克清都在毛主席的窑洞里看热闹。毛主席、朱老总、康克清、张闻天、博克、何凯丰等一大群人围了一大圈玩得正高兴。我怕打搅他们，进去后就悄悄地站在旁边看。毛主席抬头看见了我，就问：“你是谁？”我告诉毛主席我的身份和姓名。“什么地方人？”“长汀。”“啊，我还在长汀养过病呢。”随后毛主席很随意地开玩笑说：“姓何的可没有几个好人。你看何应钦，还有湖南军阀何健都不是好人。”“主席，你这么说可是有些片面，我看姓何的坏人是少数，多数是好人。何凯丰、何叔衡不都是好人吗牽”主席听了哈哈笑起来，说：“小何，你说得对，来，来，我们配合打一把。”我红着脸说：“我不会。”主席说：“那你就继续看吧。”十几年过去了，毛主席早把姓何的是坏人多还是好人多的争论忘记了，当然也就把我这个长汀人给忘记了。我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一方面认为很光荣，一方面又提心吊胆……1956年5月初，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乘坐空军的飞机，出动的时候由刘亚楼司令员亲自送他到广州。那时空军只有苏制的里－2运输机，航速240公里／小时，只能坐14个人。5月底，我奉命到广州去接毛主席回北京，一共去了3架里－2。第一次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就碰到了麻烦，由广州飞北京因天气不好，在汉口停了几天，由汉口飞北京时，在石家庄附近遇上雷电，山里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我非常着急，怕毛主席的飞机出危险，赶紧走到驾驶室，一面观察一面问驾驶员有没有问题。石家庄距北京360航空公里，里－2飞机要飞一个半小时。地面坐汽车一个半小时不算什么，在空中一个半小时就感到时间很长。这一个半小时因着急紧张，心怦怦地乱跳，如果医生给摸脉，心率可能一分钟超过1000次。这次飞行3架里－2是这样安排的：我乘坐第一架飞机探路———观察天气。毛主席、罗瑞卿牗公安部长牘、杨尚昆牗中央办公厅主任牘、汪东兴牗公安部副部长兼九局局长牘乘坐第二架飞机，罗、汪是负责保卫工作的。第三架飞机乘坐工作人员和保卫人员，飞行间隔15分钟。第一架飞机落地后，刘司令员既高兴又担心，毛主席的飞机还没降落呀牎降落后刘司令员高兴了，笑着和毛主席握手。我松了一口气，真险！自第一次乘飞机去广州后，毛主席的专机任务由我承担。1956年至1958年毛主席经常外出视察、召开会议，备有三套交通工具：飞机、专列、轮船。坐飞机我必跟随，不坐飞机时我也跟着乘专列，坐轮船，飞机要跟随备用。“保驾的来啦牎”这是毛主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毛主席上飞机后，先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躺在床上看书，有时先批阅文件，然后躺在床上学英语。英语秘书名叫林克，北大英语系毕业。那时毛主席已年过花甲，可学英语精力充沛，非常用功。毛主席在飞机上说话很少，全部精力集中在阅批文件或读书上。空中服务员小郭给主席送茶水，他也只瞅她一眼。有一次他开口问服务员姓什么、多大年纪、空中生活习惯不习惯，还说郭是红色空中小姐。他在空中小姐前加冠“红色”二字，表示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空中小姐。小郭对主席称她为红色空中小姐感到非常幸福，高兴得微微一笑。我和毛主席说话很少，而且是老一套，每次只说一句：“请主席上飞机。”在飞机上我曾劝过主席，飞机在飞行中，阳光一闪一闪的，对眼睛有影响，请主席看一会儿，闭眼休息一会儿，保护视力。毛主席瞅了我一眼，仍看他的书。我在飞机上多半的时间坐在领航员旁边观察天气，了解飞行情况，以便随时回答主席的询问。有时坐在主席的床头和叶子龙打扑克，胜负只使眼色，默不作声，生怕影响主席看书。毛主席外出要带几箱书籍。每到一地，卫士长李银桥或公务员小田、小尹，便迅速把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的床边备用。毛主席起床很特别，坐起来就算起了床。起床后先看书，他身边常放一个小本子。看到重要段、句就记笔记。我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一方面认为很光荣，一方面又提心吊胆，特别在复杂气象情况下，整夜整夜睡不好觉，不断地向北京航行、气象部门打电话了解情况，翻来覆去地研究考虑。在天气复杂的情况下，决心是很难下的。因为毛主席的专机是不能出半点问题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很幸运，执行专机任务中没有出过一点儿岔子。为了不耽误毛主席的工作，毛主席要走就能起飞，机组在宾馆或招待所处于待命状态，不敢离开一步。有一次在上海，机组提出上街买点东西，我估计毛主席刚到上海不会有什么任务，和叶子龙商量了一下便同意机组上街了。不料机组人员刚走不久，毛主席说要回北京。这下我们着了急，派出几路人马出去找机组，幸好很快就找到了，没有耽误执行任务。女飞行员到达时，毛主席正在丰泽园的院子里散步。毛主席非常体贴、关心和爱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年春节毛主席都要请工作人员聚餐。1957年春节我荣幸地被邀请。这次参加的有秘书、女服务员、担任内卫的战士等。饭前毛主席和大家聊天，还给我们讲故事，说说笑笑，使我们感到就像在自己家里过年一样轻松愉快。饭后毛主席又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我们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造反派拿走了，说什么我没资格和毛主席合影。家人告诉我这句话，我十分难过。我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合影被造反派撕得粉碎，批斗时他们说我是“一仆二主”———刘、邓的奴仆。我和毛主席的合影他们不敢撕毁，我被“解放”后他们退还给我了。这张最珍贵的合影我常常拿出来观赏，我将永远珍藏。1957年整风反右，毛主席十分繁忙，他到各省市视察，地方的同志都要请他去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毛主席到各省市除找省市委书记听汇报外，还要找大城市的一些教授来谈话。在杭州时他要我们派飞机到上海接复旦、交通大学的几个教授，毛主席和他们谈了一夜，从他们走时的表情上看似乎谈得颇投机。有一次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见毛主席，他们要我也一起去，谈话中提到报纸问题。当时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有些右派言论，毛主席说他们利用报纸反党。毛主席问我看不看报，订阅什么报纸，我说基本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时也订阅《北京日报》。毛主席问空军司令部的干部是否都订报，我说不完全都订。刘司令员对我的回答有点怀疑，但他当时没有追问。刘回北京后做了一番了解，果然订报的人不多，于是他决定给每个部、处的办公室订一份《人民日报》，一份《解放军报》，首长办公室加订《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或《文汇报》。空军第一批女飞行员分配给第三运输团后，刘司令员要我去给叶子龙说一下，想办法请毛主席接见一次女飞行员。痛快得很，叶给毛主席一说就同意了。刘司令员很高兴，他亲自带领女飞行员到中南海。女飞行员到达时，毛主席正在丰泽园的院子里散步。女飞行员走进院子里，毛主席同她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毛主席说：你们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你们能在祖国的蓝天飞翔，很光荣啊牎女飞行员微笑地说：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我们太高兴了。接见后毛主席说：我们一起照个像吧牎照像时叶子龙要我去参加，我想毛主席是接见女飞行员，我去不合适，就没去。我在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中，不敢自夸有功，但扪心自问无过。万万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就被江青点名打倒了。吴法宪给我捏造了一堆罪名，造谣说我在专机上安窃听器，说我想谋害毛主席，可谓“罪大恶极”！我被“解放”时江青还在台上，空军四届×次全会她还在指手画脚，这次全会没让我参加，坏人散布谣言说何廷一还是有问题的。那时我确实担心能不能重新工作。我能出来工作，一要感谢邓小平说了公道话，二要感谢毛主席在我的任命报告上划了圈圈。这样江青就不敢捣乱了。1958年底，毛主席不坐空军的飞机，我的专机任务并没有因此了结。接着为庐山会议服务，执行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主席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1960年4～5月，周总理出访缅甸、印度、柬埔寨、越南。总理第一次访问缅甸乘坐的是里－2飞机，空军和民航共同执行，民航参加这次任务的有徐伯龄和袁桃园等同志。总理访问缅甸回昆明时，在大理、祥仁上空遇到恶劣气流，里－2飞机爬到4000米还颠簸得很厉害，里－2不是高空飞机没有密封，飞到4000米就使人感到氧气不足。我为这种情况很是担心，好在他们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4月15日，总理访问印度，这次乘坐的是伊尔－18飞机。飞行航线经仰光到新德里。4月19日，总理访问尼泊尔，因加德满都是个小机场，故改乘伊尔－14由加尔各答飞加德满都。加德满都机场修在一座山头上，跑道两头都是大山沟，降落时掌握不好，就会冲出跑道掉进山沟里。尼方安排周总理访问我国援建的一个工程，那里有一个小机场，位于小山沟里，试飞后认为很不安全，建议改从地面去。29日访尼结束，由加德满都飞加尔各答，改乘伊尔－18飞昆明。4月，加尔各答气候已炎热，飞机在机场晒得烫手。为了降低机舱温度，机组驾驶飞机在机场上空转圈降温。这个办法被陪同出访的同志知道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扬说，你们想的办法真妙呀！5月5日，总理访问柬埔寨。航线由昆明经河内飞金边。访问结束后，由金边飞河内，得悉河内天气不好，中途降落荣市。为总理出访亚非欧做准备，1963年我向外交部建议，空军派飞行、领航人员随信使到亚非欧一些国家熟悉航线，搜集飞行资料。1963年12月，周总理出访亚非欧，因空军执行这次任务无把握，故租用荷兰两架飞机。翌年2月总理出访回昆明时，我由北京带一架伊尔－18到昆明接总理一行到成都休息。1964年，为总理再次出访亚非欧做准备，空军和民航试飞喀喇昆仑山，开辟新航线。红旗拉甫建立气象、通信导航站，从乌鲁木齐向和田机场运送航油。1965年6月，总理出访，派伊尔—18试航，1965年6月4日，由北京经14号（鼎新）、和田、巴格达，飞往开罗。5日由开罗试航阿尔及尔。6日由阿尔及尔试飞大马士革，当日由大马士革经卡拉奇回14号。7日由14号回北京，试航按计划顺利完成。6月7日，总理出访阿尔及利亚。由北京经14号、和田飞卡拉奇。6月18日，由卡拉奇飞巴格达。6月19日，由巴格达飞开罗，由开罗飞阿尔及尔途中，得悉布迈丁发动政变，外交部通知空军把飞机飞回开罗。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这天司令部正开部党委会，我很着急，吴法宪却无动于衷。我对吴法宪在部党委会上的讲话很不满意，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我面前说×××对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王平水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发言时我说：“政治上得了感冒病，我上当受骗了。”气得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深刻的教训，戒烟！”6月22日，总理一行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访问阿尔及利亚。6月28日由阿尔及尔飞开罗，29日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这两次飞行是执行别的任务。6月30日由阿尔及尔飞大马士革，总理访问叙利亚。按计算应降落了，但等了多时未收到降报，不知出了什么问题，真使人着急。经外交部查询，我驻叙使馆说，机组忘记发降落报了。真是粗枝大叶，虚惊一场。总理访问缅甸、达卡、锡兰、柬埔寨、越南等国，我都送他们到昆明，总理到这些国家访问，我都在巫家坝机场塔台掌握飞机起降。总理出访印尼，由于航线长，从仰光到棉兰是海上飞行，情况比较复杂，机上电台功率小，联络比较困难，有时声音很小，有时听不清楚，真令人着急。因为精神过于紧张，加上长时间等候，为了消除疲劳，吃了两片安眠药，睡到晚饭时服务员来把我叫醒。总理访问亚非欧，都在14号降落加油，乌鲁木齐备降，和田备份，过去总理出访是中央办公厅召集安全小组会，这次是外交部召开会议布置任务，空军的任务是负责机务、油料和掌握空中动态，随时与外交部联系。总理访问缅甸、印尼时，我国与泰国还没有建交，美国在泰国设有军事基地，为防止美机偷袭，在国内航线飞行，对空联络采取约定的信号，但缅方听不到着急，这个办法只用过一次。我和周总理过去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对他的印象却很深。执行总理的专机任务后，我认为总理平易近人，对同志无微不至地关怀，办事慎重细心，至今难忘的有几件事：总理处事考虑周到。访问印尼，外交部向总理提出要我同去。总理说：“他怎么能去，驻我国武官都认识他，他去了人家会产生怀疑，人家会问，他是来干什么的。”总理办事要求很高。在飞机上研究访问斯里兰卡的航线时，航行局带的航图既旧又破，总理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顿。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连一份像样的航图都没有。”批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总理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印尼回昆明，云南省设宴招待，他来到我们的桌前向机组人员敬酒，我酒杯里的是白水，被总理发现了，罚我干了三杯，差点儿醉倒了。这次宴会可丰富了，吃了很多云南的土特产。总理非常谦虚。有一次省里的同志想留总理多住一天，他说：“你问问管飞机的人同意不同意。”人家留总理我怎敢不同意，何况我是为总理服务的。1963年3月，刘主席访问印尼。26日乘伊尔－18由北京飞昆明，在昆明休息准备了约半个月。刘主席和王光美同志住原云南军阀龙云的公馆，人们都叫“龙宫”。陈毅副总理住省委的宾馆，我和机组仍住昆明饭店。出访前我到“龙宫”给刘主席汇报飞行计划和天气，王光美同志在座，刘主席对飞行航线和天气情况问得十分详细。我向陈毅副总理汇报时，他问为什么不能从海上直飞，我说没有航路，他说航路是人飞出来的，他的话使人很难回答。4月26日，刘主席访问印尼。由昆明飞雅加达，中途在仰光休息加油。4月20日，由雅加达飞仰光，在缅甸访问了5天，26日由仰光回昆明。5月1日，由昆明飞金边，在柬埔寨访问5天，6日回昆明。在专机上，我的位置是在驾驶舱，我要随时了解天气和飞行情况。而朱总司令一乘飞机就同我抢位置，也挤到前舱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和机组谈笑风生，亲切如故。不由得使我回想起战争年代的许多往事。

《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介绍了：建国初期，我们党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惊心动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场斗争作出了准确的评价。《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以此为指导，依据丰富翔实的史料，运用纪实文学的笔法，全景式地再现了高饶联盟从形成到覆灭的整个过程。书中人物须眉毕露，情节起伏跌宕，不少内容鲜为人知。作者在生动的刻画了高、饶的卑劣伎俩和丑恶面目的同时，也传神般地描写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鲜活形象——读者沉浸其间，当会慨叹历史波澜，掩卷深思。

对于欧洲各国的君主来说，20世纪是个如假包换的屠宰场。横扫欧洲大陆的残酷战争和革命风暴把大批的国王和女王们从王位上轰下来。那些拼命保住了王位的人不是像挪威国王那样装成一团和气的无能之辈，就是像英国王室成员一样成为了花边新闻的素材。《疯子、傻子、色情狂》一书向我们讲述了古往今来王室成员们干下的最了不起的（或者应该说最糟糕的）坏事。从古罗马到爱德华七世统治下的英国，从凡尔赛宫最豪华的房间到巴士底狱最黑暗的角落，欧洲的伟大君主们不论在创造暴行、自相残杀或是表现各种病态欲望等方面全都是无人能及的佼佼者，要不然他们就会以最不体面的方法离开人世，或是触到最可怕的霉头。熟读历史的人们可能会觉得这里的很多故事特别眼熟。它们实在是太经典了，若是没有它们作参考，关于王室成员恶劣行为的历史研究就会产生大量留白。其他的故事则经过了长期的尘封，很少以真实面目示人。书中所有的故事向大家展示了各种各样的丑闻逸事，他们曾经在欧洲经久不衰。同时要“感谢”那些王室的世代子孙，若不是他们“无心插柳”，我们哪有这么多趣事可看。

1889年张之洞督鄂被视为武汉现代化发展历程的重要界标，此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第一，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的发展看，汉口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从国际贸易商埠的发展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虽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而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到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数倍增长。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第二，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发展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局、湖北制麻局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武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裱谩⒆郧垦谩⒑蔽浔秆谩⒑迸┪裱谩⒑惫ひ昭谩⒑笔Ψ堆谩⒘胶苁Ψ堆谩⑴邮Ψ堆玫鹊龋橇似胀ń逃⒕陆逃⑹狄到逃⑹Ψ督逃炔忝妗Ｔ凇坝窝А狈矫妫笔峭砬迮沙隽粞疃嗟氖》葜弧５？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武汉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武汉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铁路的修建，所以他治鄂期间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武汉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武汉的地位更加凸显。铁路之外，此一时期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则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航路的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由此观之，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而从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上，我们还能得到以下重要启示：第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武汉发展的前提。武汉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明清以来，武汉商业的繁盛主要就是凭藉这一区位优势，在近代发展成为国际性商埠也与此息息相关。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因而在治鄂期间利用了武汉的地理区位优势，促成了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发展。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从武汉开埠一直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而直到张之洞督鄂，武汉才发生上述较大的变化，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的意旨而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本书系“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共收入相关学术论文40余篇，内容涉及张之洞督鄂期间及相关历史时期湖北政局、“湖北新政”、洋务运动、“东南互保”问题、晚清官僚结构、清末宪政、币制改革、近代术语、芦汉、粤汉铁路建设、“中体西用”思想及其传播，以及张之洞的学术文化思想等诸多方面。

卷首语：老影集里见外公/1999年，我家经历一个多事之秋，爸爸突逝，妈妈大病，哥哥远在海外任所……撑起这个家的顶梁柱，骤然落在我这个刚工作几年的女孩肩上。怎么办？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爸爸的死，缘于他在深圳遇车祸后骨折，做手术引发心脏病所致。我闻讯赶去，却没见到最后一面，这和1976年外公去世和1984年外婆去世时一模一样。而且，他是去广州参加纪念外公活动路上出事的。妈妈的病，始于战时的艰辛和异国的孤寂（用爸爸的话说，她没过一天好日子），但更多与痛失外公、外婆有关。有多少骄傲和荣耀，就有多少辛酸和悲凉，谁让她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呐！在我“豁出去”的急急奔走下，住院，报销，住房……，这些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总算有了眉目。重站起来的妈妈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而刚刚卸下重担的我脑海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她的病使我警醒，不了解外公，不了解外婆，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妈妈。而此前，也许是我的外公太伟大，也太特殊，我对他的了解其实并不比同龄人多到哪儿去。为此，我踏上了一条走进外公和外婆精神世界的独特人生之旅。和大多数20世纪70年代出生者一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外公－毛泽东，他也没亲眼见过我－孔东梅。不过，我和外公的的确确“见过面”－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再把他的照片带回给我看。照片成了我们祖孙互相“交流”的惟一方式。尊敬外公、怀念外婆的我，经常翻开家里那本老影集，读着用胶片定格下来的那段金戈铁马却又缠绵悱恻的岁月。本书把百年毛家分成四个家庭，一一叙述每个家庭中母亲与子女，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亲不凡而又平凡的情感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逐渐远去的，既熟悉又陌生的伟人亲缘世界吧……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是上世纪初的一幕了。思想和文化的先驱用纸笔在时代的浪潮中描摹心灵的图卷。回眺精神的空间，情感的经纬交织成生命的印痕。疾奔的身影后，炫目的花朵依旧绽放，让人诗意飞扬。马力的新著《山水文心》是对中国现代风景散文的一次赏阅，是对文学经典进行视角独异的含咀和体悟后即兴的批点。游情所向，又超越寻常的地理意义而使作品原初的内蕴获得个性化的解读，断非多加添设的文字附赘。绘写着社会生活图景的那一代作家，皆对山水有情，屐痕无所不到。“荡荡放情志”留下的作品正可透露性格中浪漫的一面。马力仿佛离五四作家很近，情感的契合使他从这些美丽抒情篇章里呼吸往昔的空气。他游走于经典与风景的相交地带，尽情享受文字，感受彼时的思情，于浮想之际还原前人描述的山水。周作人的淡朴，郁达夫的飘逸，沈从文的淳美，郭沫若的激切，徐志摩的恣肆，林语堂的灵妙，郑振铎的深湛，朱自清的雅驯，潘漠华的沉郁，废名的古拙，冰心的清丽，庐隐的凄婉，石评梅的哀艳，冯沅君的幽娴……翰墨风流，他们的艺术精神在山水世界中延存、超升。风景之树上，思想的叶片不会零落，情感的根脉永远坚韧。先天的禀赋转化为语言的呈现，表露出迥异的文学风度、精神气质和写作姿态，浮映于山水图景上的是文学大师心灵的潜象。马力临其境，领其情，远去的先人做了身边的游侣，彼此谈笑着，轻移闲缓的脚步浏览起山阴道上的景物，随风的繁枝缀满散文的果实。始信好的写景篇章都是如画的，山水途中入胜游。京师的遗韵还在纸上存留，马力随郑振铎穿入厂甸，去寻店藏的旧笺；跟钱歌川走近天桥，去看杂聚的百艺；同朱湘荡舟北海，去听诗坛的争讼。都门之外的佳景更迷人眼。黄山云雾、西湖烟波、姑苏风月、敦煌梵境……疏淡而清远，又不断闪映新鲜的景象。在审美视野里，移动的风景无不动情。点点笔墨，让精神的羽翼归憩，又催动新的远翔。身披烟霞余影，马力循着前代学人的文化印迹行走，领受着山之生命、水之性灵，在峰岚江波的映衬下完成对于风景的文学体验。

林语堂先生学贯中西，著作甚丰，其中的散文、随笔更是精华。他结合外国娓语式散文和中国明清之际性灵作品的长处，加上林先生本人的天赋气质，使他的文章显示出主人情、通灵性、富幽默的特色。该书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次年便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四十余次，并为十余种文字所翻译。林语堂在该书中将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予以充分的传达，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我本想题这书的名字为“抒情哲学”，用抒情一词说明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些私人的观念。但是这个书名似乎太美，我不敢用，我恐怕目标定得太高，即难于满足读者的期望，况且我的主旨是实事求是的散文。所以用现在的书名较易维持水准，且较自然。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意满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悠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本书主要研究以文学为代表的战后日本文化的战争认知理念，探究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颍钢碌胤治隽巳毡咀骷业拇碜髌贰Ｄ谌菹枋担辖髑笳妫幸欢啥列浴？刘炳范，男，1963年生，山东招远人，现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曾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出版著作四部，发表论文70余篇，发表小说、剧本多篇。成果曾获山东省第16次、第17次、第18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本课题主要是研究以文学为代表的战后日本文化的战争认知理念。既然日本国民的战争认知理念是战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综合发展的汇集和意识积淀，因此，本课题在对战后日本文学进行研究的同时，又探究了战后日本政治、教育、戏剧、宗教等对战争认知理念的深刻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以文学为代表的战后日本文化并没有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真正的反思、批判，战后日本政治、教育、文学、戏剧、宗教等领域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上存在着淡化、模糊、歪曲、否认、美化那场侵略战争的战争认知理念。

睹青年毛泽东之风采，与历史人物风云际会，方憬悟人生需要磨练！了解一代伟人毛泽东，尽在这本《青年毛泽东》。这是杭州专业作家赵遵生先生倾三十余年之酝酿、之功力，呕心沥血著就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值此伟人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推出这样一部作品，相信定有不俗的销售业绩。这部作品虽说是纪实文学体格，但亦不乏小说的情节曲折生动、读来引人入胜的特色。作品着力展现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奇特的磨砺与求索过程。作品同时也展现了一批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何叔衡、陈昌、张昆弟、萧子升、蔡畅、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在青少年时代的交游、抗争与探求。作者写作思路清晰新颖、文笔晓畅洒脱奇崛，使作品具有血肉丰满、跌宕离奇的特色以及可歌可泣、荡人心魄的磅礴气势。本书适合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中老年人、对伟人有崇拜与探幽心劲的青少年尤其是青年人阅读。 目录序第一章 别了，辫子第二章 浴血从军第三章 死神复活第四章 何以报仇第五章 灭顶之祸第六章 民选“总统”第七章 鱼翔浅底第八章 “再造”之火第九章 “大同”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