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历史学的巨著。作者摈弃了过去排列史实的编年史写法，用生动具体的文笔记叙了意大利佛罗伦萨从建立城邦直至1492年止的历史；他一反过去教士修史充满宗教迷信的做法，而用人的行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书中提供了一些生动的史料，例如：梳毛工人起义经过、美第奇家族的商业经营和统治的部分情况，以及对热那亚的圣焦尔焦银行的描述等。但更主要的是，作者运用人文主义的观点，写了人的历史，揭露了教皇及其他统治者的贪婪、狡诈、穷兵黩武等。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在史记之前，有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如春秋，有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有以文告档卷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可是没有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脈络分明，像史记那样的通史。 唐刘知几的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而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从此以后，历代的所谓“正史，从汉书到明史，尽管名目有改变（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例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及世家”），但都有“纪”有“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传靳列传。兀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可见司马迁编写史记，只能说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没有写定，或者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

洛克的《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是在1689年和1690年相继写成和出版的。其基本精神在于对1688年刚刚结束的英国所谓“光荣革命”进行辩护和理论总结。上篇着力于驳斥保皇派菲尔麦鼓吹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的反动论点，下篇则正面阐述洛克本人关于议会制度的政治理论。一般公认下篇更富有理论价值。所以我们于六十年代先行出版了下篇的译本，并附有长篇序言。现再将上篇翻译出版，以竟全书，供学术界参考。《政府论（上）》是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重要政治理论著作，下篇已编入本丛书第一辑出版。《政府论（上）》上篇的主要内容是驳斥当时英国保皇派菲尔麦维护君权的理论，而主张主权在民。

本书根据国学整理社1939年版复印。

这本《宗教与科学》，是罗素1935年的作品。出版的当时，就颇引人注目，到五六十年代，已多次再版，仍很风行。在罗素去世十年之后，再来读一读它，还是饶有兴味。罗素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不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他是一个非宗教主义者。罗素在这本书中，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罗素的文采是负有盛名的，他的文章写得深刻而生动，机智又雄辩，他批判宗教神学的一些文章，很可以借用来作无神论宣传的材料。商务印书馆最近还出版了罗素另一本批判宗教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这是一本文集，收集了罗素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十五篇文章，和本书可以参照阅读，对罗素的非宗教思想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列宁主张利用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作品，对千百年来深受宗教愚弄的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看来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宗教神学的书，也不是不可以利用。我们对罗素这本书抱有兴趣，主要也在此。当然，罗素终究是唯心主义者，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罗素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人们对价值持不同的看法，和人们对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一样。既然科学管不了“价值”、“善恶”一类伦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是说伦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和必要了。在这一点上，罗素和康德一样，限定知识的范围，给信仰留下地盘。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虽然他肯定科学每战胜神学一步，就给人类带来一分幸福，减少人的“天生野蛮性”，但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趋势，将是愈演愈烈。人们在战争灾祸面前，遇到许多伦理方面的问题，这是科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科学又恰恰给宗教的存在创造了条件。罗素还认为，科学发展的本身，就向科学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他指的是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运动方向的问题，微观粒子的运动的不确定性使决定论在论证上出了漏洞，给意志自由论和宇宙目的论的论证开了方便之门。罗素认为，在理论上对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都可以驳难，各自在理论上的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罗素说这二者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科学可以证实的问题。显然，这样又给宗教留有余地。当我们读到罗素对宗教的批判和他对科学的尊崇的论证时，觉得这位哲学家还是很可爱的；可是到头来，他又说了对科学的发展颇为丧气的话，对宗教神学的批判陷于虎头蛇尾的境地，令人不能不为之慨叹。其实，从这里正好看出，保持正确思想的一贯性和彻底性，必须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罗素作为唯心主义者，其结局只能是如此。罗素在描述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和斗争中，是没有多少社会内容的，他把宗教在科学进步面前的退却，描绘成宗教逐步由思想统治趋于宽容了，以致宗教在今天对科学的发展已经没有什么束缚和妨碍，中世纪残暴的宗教裁判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似乎宗教已是无害的东西。而在伦理、道德领域，将是宗教长期活动的场所，并将成为它永世居留的避难所。所以，罗素在本书的结尾里，干脆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比较老的宗教已变得纯净而且在许多方面有益”。既然，宗教和科学可以各得其所，和平共处了，为什么罗素又要翻开历史旧账，重来评说一番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和斗争呢？这就要说到罗素写作本书的意图所在。罗素这本书写于1935年，其时德国法西斯已经上台，罗素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素怀恐惧，他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把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和法西斯德国等量齐观，认为这两个国家实行了史无前例的“思想统治”，是比传统宗教还要厉害的“新宗教”。于是，罗素大声疾呼，要人们警惕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再一次降临人间。在罗素的作品里，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攻讦，是屡见不鲜的，这是罗素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我国的读者对此不难识别。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罗素在批评“新宗教”中，有一个论调，他说：科学的发展必须允许自由讨论，压制不同的观点，就会窒息科学，就会堵塞认识真理的道路。这个说法当然是对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政策，正是根据真理发展的规律制定的。至于在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乃至包括我们在建国后的某些年代，在科学文化政策上犯有错误，那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而罗素以此攻讦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宗教”，是完全错误的。对罗素来说，这是他的阶级偏见，对我们自己来说，自不存在这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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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莱里（生卒年月不详，有人疑为狄德罗的笔名）是法国十八世纪空想共产主义著名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先驱者之一。摩莱里站在唯心主义的唯理论的立场上，根据“自然法”和“自然状态”的学说，论证了原始共产主义是符合“理性”的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是理应值得人们在现代和将来加以采纳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摩莱里在他的著作中，通过法律和理论的形式继承并发展了空想共产主义的一些传统的原理，并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恩格斯曾经对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十八世纪“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菜里的思想对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者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巴贝夫在法庭上受审时，曾经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学生。摩莱里是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先驱者之一。他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论证了原始共产主义是符合“理性”的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值得人们在现代和将来加以采纳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恩格斯对摩莱里的思想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理论是十八世纪“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的思想对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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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在1516年写成《乌托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使用的是当时学术界通行的拉丁语，但是书中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都是杜撰。他的时代是地理发现的大时代。新的航路，新的陆地，新的人民，一齐涌现出来，使欧洲人眼界顿开，打破了成见，解放了思想。在这样的气氛中，莫尔从一位航海家口里叙出一个乌托邦来，的确真假难分，有如能迷惑人的桃源仙境。原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谈到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熟悉英国这个时期历史的人一望而知，这指的是莫尔置身其中的英国社会。这一部分抨击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黑暗。然而作者点染巧妙，隐约其词，运用虚实相生的影射手法，使得倔强固执的英王也无从问罪作者。第二部分描绘乌托邦这个理想国，它同第一部分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关于未来的完美社会的全部设想都包含在这一部分。在莫尔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还处于萌芽状态，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矛盾开始产生。虽然莫尔对广大劳苦群众深感同情，促使他写成《乌托邦》一书，但他看不到劳苦群众有改变社会制度的力量，更不能设想无产者有朝一日作为一个阶级将是革命的主力并是一切革命力量的领导阶级。因此，莫尔没有、也不可能清楚地交代乌托邦的公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至少读者获得的印象是，在乌托邦，人们发现这个制度优越，通过实行各种规划，特别是通过实行生产劳动及产品按需分配的措施，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和平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已有一千七百六十年之久的国家，据说历史文献很完善，然而莫尔只字不曾提及人民和统治者有过什么样的矛盾，进行过什么样的斗争。相反，他把那个开国君主描写得很贤明，很有能力，几乎达到神化他的地步。那么，乌托邦所以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公有制所以能够维持而不遭到破坏，是否和历代统治者施政得宜有关呢？类似的问题从《乌托邦》一书中是找不到答复的。因而，他的乌托邦缺乏科学根据，只能是一种“空想”。

本书追述了远古人类进化的足迹。前五篇讲述了一百万年至六千年前原始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后三篇讲述了人类文明的初期——夏商奴隶制社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