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十二岁的桐花随娘到大户人家周家做针线活，被周家来的客人赵府的老太太看中，要去做赵家九岁的小少爷明儿的童养媳。 桐花十七岁那年，赵家发生了一起惊天血案。大少奶奶玉莲不甘寂寞，偷情怀了野种被赵老太太发现，被软禁了起来，玉莲的情人李少军为了搭救玉莲，勾结土匪来赵家抢人。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赵家被土匪围了个水泄不通，土匪洗劫了赵家的钱财，一把大火把赵家的宅院烧成灰烬，赵家的人全被活活烧死。土匪看桐花水灵俊秀，把她抢去了山寨…… 民国二十年，发生在桐子镇的真实故事。一个童养媳悲惨而凄凉的命运，一段让人潸然泪下的不幸遭遇。本书向读者真实而富含感情地展示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女人的悲剧，一段历史的扭曲。

十年磨一剑。《尘埃落定》写作于1994年，1998年出版，发行近百万，其间阿来由阿坝州一家杂志转辗到四川成都《科幻世界》由编辑到总编辑社长，这本杂志在阿来手里由一本杂志变为五六种，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数百万读者期待读到阿来新作。阿来新作《空山》与《尘埃落定》可谓艺术思想上的双峰。那个疯狂迷乱的时代来临前，单纯明亮的孩子格拉孤独地死去，这只是森林中一个普通的藏族村庄毁灭的开始。几年后一场森林大火燃起，像野兽般狂怒……火，不过是激情澎湃而又虚脱时代的外现。毁灭中包含着宏大的美感，火焰里升腾起整部作品。其结构艺术格局是阿来在艺术上新的探索，它呈现出与《尘埃落定》完全不同的风貌。《尘埃落定》是历史的挽歌式的抒写，新作是现实的，续写“新生”，《尘埃落定》的土司制度被推翻后，在新制度下，又是怎样的景观。如果说《尘埃落定》是封闭的结构，完整的故事，新作则由于表现“一个村庄秘史”的重大主题，而采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背景，不同的人和事构成一幅立体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即所谓“花瓣”式的结构方式。重大而庄严的主题，厚重而深刻的内容，随心而掌控的结构，对于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宗教社会和谐与进步，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为防止《空山》盗版，本书在装帧设计上花费了很多心血，设计者一直先生。曾以设计《藏地牛皮书》而闻名，《空山》设计十分独特，精美，颜色沉稳厚重，须经几道墨色印刷才能出此效果，并特别在封面增加了折叠粘贴工艺，凡此种种体现了出版者的一番苦心。

一个15岁的香港少女，悄悄地爱恋上了年轻的老师，你和我曾经的共同情感？是香港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下在15岁少女的心上，还是天下所有的女孩，都曾经在雨中为豆芽般的爱情流着眼泪？ 15岁少女豆芽般的情感：LY，我一直在等待你的邮件，一直在等待你的身影； 我的家一时间崩溃了：爸爸妈妈离婚，似乎这个世界没有人要我了； 美丽的哀愁的相思：要离开香港去加拿大，难道从此就天各一方？ 初涉人生的迷茫：泪水顺着脸颊淌下，若有你的暖意在我身边，我小小女孩就有了气力。《香港少女日记》是香港著名作家阿浓与网友一起参与香港教育城“网上续写”活动而写成的青春小说。小说共9章，其中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分别由网友续写。

《威胁》以爱情纠葛和侦破推理为主线，塑造了几个白领青年男女形象，演绎了一个带有爱情、友情、阴谋、诈骗等惊险曲折的情案故事。围绕着这条主线，深刻揭示了每个人不同的人生观与爱情观。出于对爱的占有欲和嫉妒感，逐渐的变成偏执和疯狂。这种人性的扭曲、心理的变态，使一个女人为了爱，为了占有，把最要好的朋友带入一个又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与陷阱，使善良的女友在屡次遭受不幸的同时，还要面对她的甜言蜜语。最后恶毒的女人为了达到目的走上犯罪、谋杀的道路……这是一部情案悬念推理小说。

一个奇迹。一个不曾接受过任何正规战术训练的新兵蛋子，成长为志愿军中冷枪射杀最高纪录的狙击英雄，成为名副其实的狙击之王。一个更大的奇迹。凭借一枝不带任何光学瞄准设备的老式苏制步骑枪，单兵作战32天，击发442次，毙敌214名，而自己却毫发无损，作身而退。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以自己的优异出色再一次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新式战斗机飞行员，并有着上千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本书讲述的是朝鲜战争中著名狙击英雄张桃芳的传奇故事。张桃芳简介张桃芳，１９３１年出生。他是中国军史上极为光彩的一笔。在朝鲜半岛上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中，他凭借一支老旧的苏制步骑枪，在不装备任何光学瞄准设备的情况下，单兵作战３２天，击发４４２次，毙敌２１４名，创下了朝鲜战场志愿军冷枪射杀敌人的最高纪录。这个数字即使放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而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虽然身经百战，屡次遇险，他却毫发无伤，全身而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战争中的神话。１９５６年，他成为五航校学员大队三队飞行员。此后他曾担任第一训练基地集训队副连长、北空直属中队飞行员、潍坊基地警卫连副指导员、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员、山东潍县基地警卫连指导员、济空地空导弹第九团司令部副参谋长、地空导弹九团副团长等职务。１９８５年６月，张桃芳退职休养。

本书在故事情节上和语言风格上，基本遵循原著。从婉约情爱到苍凉人生，本书的展述和刻画，也别有一番深沉的味道。张爱玲小说创作于世道曲折之时，对苍凉人生的体味是不言而喻的。原著《十八春》的结局有一道光明的“尾巴”，写男女主人以走过十八年曲折的情路之后，虽然各有家庭，但还是一同去参加国家刚解放时东北的建设，化哀怨为淡泊。而通过改编，绘本很好地以两只手套作为线索，通过世钧两次去树林找手套，把整个故事串起来并加入宿命论，用一只手套代表缘，一只手套代表分，暗喻之前他们是有缘无分，之后是有分无缘。《半生缘》写的本就不是轰轰列列的爱情，而是千千万万滚滚红尘中的女儿们都可能遭遇的故事，曾经是最好的，曾经有过真爱，但终归于平淡，只有在重逢的瞬间，才悔恨起错过一生的最爱……影片最终提示：世事人生之苍凉不在于过程，而在于回首的刹那。

刨开历史的冻土层，哪里没有屈死的灵魂？在井冈山金丝面附近的山峰上有十几座红卫兵的墓地，这些孩子当年是为探寻红军作战遗址而迷途未归的。如血残阳之下，瑟瑟秋风之中，伫立于墓前，我们的心里漫起一股痛彻心肺的悲怆感……这似乎是个酷爱神话的民族。在冷峻有如刀锋的历史已经挑落了蒙满尘灰的现代神话30年之后，现在仍在有人不断地拣起它的残片碎屑，拼凑出新的现代神话，并且还在乐此不疲地拼凑下去。对于我们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如果不予以澄清和关注，我们的民族良心就会彻夜不宁、改革的前途就会蒙昧不清的事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国家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无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必须认真地进行反思、研究，并且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每一个人，这是当今还活着的中国人必须具备的社会良知和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发生在“文革”中的一切罪恶，包括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藐视和剥夺，包括对人的思想和言论的统治、禁锢与扭曲，包括任意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它作为中国人心中最黑暗最耻辱的一页载入史册。这些骇人听闻的罪恶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也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消化、消除，永远不再犯类似的错误。而且这些罪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难道马克思主义真的是这样的吗？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不管是什么“主义”，只要它导致了这样的罪恶，就应该大胆地抛弃它。

《包公遗骨记》是一本反思现实的书。《包公遗骨记》中所讲述的故事是读者几乎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包公遗骨记》以“文革”期间合肥市包公墓被挖掘为事件缘起，介绍了围绕包公遗骨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如包公的后人保护遗骨，文物工作者偷藏遗骨等。包公的遗骨，在他的故乡合肥，曾经难寻安放之地；世人对包公的怀念，竟然难有真实的寄托。这样的故事，让陈桂棣和春桃知道了，当然放心不下。几年前就有写作的心思。只因为“三农”之后，很多读者都希望他们再一次“振聋发聩”。那也是他们的愿望所在。我知道，他们为下一个选题，也做了很多前期调查。但严肃的文学创作毕竟是一件颇耗费心血的事儿，他们短期内实在没有精力做再一次冲刺。转告所有关心他们的读者，他们真的不忍心让你们失望，在又一次“振聋发聩”之前，他们真的很需要休息调整。借助这次休息调整，他们也正好了却一桩多年来了的心愿。那是他们作为包公故乡的作家，实在搁置不下的心愿。作者简介：陈桂棣，安徽省怀远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代表作品《悲剧的诞生》、《淮河的警告》。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和“当代”文学奖。1986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迄今已有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电视剧本等近四百万字作品问世。其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等奖项，并译介到国外。现供职于合肥市文联。春桃，女，湖南醴陵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创作涉足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等领域。其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现供职于合肥市文联。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前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瓦西里耶夫的代表作。故事发生于1942年5月。准尉华斯科夫“无奈”接受了上级指派来两个班的“兵力”——虽然是一些“不喝酒的”，却一一是穿短裙的年轻女兵；他要指挥她们守卫171会让站设施。一时间女兵们驻扎下来，就在尚未习惯这野战生活的当口，出乎意料地碰上一股德国法西斯侦察兵。她们本可以放过这些鬼子，守住阵地设施就可以了。然而正义和敏感要她们既守住了阵地设施，又以五个姑娘——战士加指挥员的力量与敌人周旋，进行殊死的战斗……作者以真实而生动的画面，亦庄亦谐的文笔，活泼风趣的艺术语言，再现了那些才从和平岁月里走出来的天真欢快的年轻人，一旦迫使他们面对残酷的战争时，为保卫国土，可牺牲爱情，可别家离子，可以生命为代价的浪漫主义情怀和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171会让站的村落里，只剩下瓦斯科夫一个青年男人了，故事发生在1942年5月，德国法西斯将侵略的战火推向了苏联境内、战争带走了村里的男人，瓦斯科夫的房东玛丽亚、女邻居波琳娜以自己的方式承受着这场战争。女后们的到来给小村庄平添了青春的气息，沉默寡言的丽达、满脑子诗意的大学生索妮娅、厚道的农村姑娘里莎和胆小乖张的嘉尔卡，战争没有夺走娘们身上的青春活力，尤其是热情似火的热妮亚的到来，像一股清风吹佛着姑娘们爱美的心灵。然而，危险去在逼近她们……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德军的枪口之下，悲伤的瓦斯拉夫冲向敌人……

片断：拿什么拯救你——文化商人余秋雨（1）余秋雨“连环官司”彻底破产的原因，试析如下：第一，法律知识不及格。余秋雨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把三篇记者署名的文章当作自己的作品，看来他连什么叫著作权都没有很好弄懂，因而被法院驳回。他告我则把我使用带引号的“狡猾”看作是最严重的诽谤，这就把语法修辞常识引进法庭，成了“狡猾”一词竟然值十六万元人民币的一大笑柄。他还把我过去赞扬他学术成就的话来告我，也于法无据。他告肖夏林，因欠缺管辖权常识，把起诉书送错了法院，出尽了洋相。余秋雨无论告谁，总是以侵害其名誉权为由，可他压根儿不懂得名誉权受损不能用个人感觉取代社会评价。正因为他不懂得这一点，他打的三场官司从不向法院出示自己名誉受损的证据。就算他懂得这一点，谅他也无法拿出这一证据。君不见，我指出他参加过“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肖夏林说余秋雨为深圳扬名是为了利益等价交换，余秋雨的名誉并没有因此受损。他现在书照出，版税照拿，电视照上，“形象大使”照当，就是评选江南美女，人家也不会忘记叫他当评委，名誉何损之有？余秋雨法学常识严重不足还表现在他打官司时，把自己装扮成“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文化尊严”的神圣使者，其言外之意是要让法官和读者小心：如果他打输或打平了，法律与文化的尊严便将丧失殆尽！正如网民布芒所说：“但是，且慢，法律的尊严是由起诉者来维护的吗？它分明是法官的职责，余教授有什么权力将其窃为己有？”第二，告人的动机不纯。余秋雨告我，是企图恐吓我乃至恐吓一切“文革”文学研究者再不能谈他的“文革”问题了，否则就以“倾家荡产”乃至进班房相威胁。这是典型的打击报复。他告肖夏林，也绝不是单纯为了说明自己没有接受一套豪华别墅这一事实，而是因为肖夏林主编了《秋风秋雨愁煞人——关于余秋雨》这本批判他的文集。这里不妨听听马克思的说法，他认为要求惩罚当事人的方式，是一种“非法行为”。余秋雨打官司的举动就是要求惩罚不同观点的人。“马克思还说：政府若禁止发表‘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的文字，就‘剥夺了对任何官员（公众人物也一样）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如果出现有关公众人物的丑闻，接受调查的应是公众人物，而不是公众人物去控告别人”（何家栋）。余秋雨不懂也无法懂这一点，故他只好挖空心思花了几年时间算计出对方某篇文章的某句话不严谨然后由此入手。这种做法自以为聪明，结果反误了卿卿性命，让自己光荣地“牺牲”在“法律苦旅”途中。法院判他败诉，就是最好的证明。余秋雨打官司的另一动机是借助法律手段制造文化绯闻炒作自己。他总想站在新闻第一线，始终成为全球华文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可他学问做得一天比一天差，书一本比一本质量低。通过打官司，正好为自己“注水”新书做广告。以这种近乎邪门的方法打官司，焉能不败？第三，压而不服，未能收到恐吓的效果。以笔者而论，并没有因为他告我而停止对余秋雨现象的研究和批判，反而在官司了结后以著文和出书的方式继续对余秋雨不健全的文化人格进行深入的解剖。肖夏林更是初衷不改，在官司期间和结束以后，写了大量的文章抨击他心目中的“文化恐怖分子”余秋雨的人品和文品。余开伟在官司前后还主编了《忏悔还是不忏悔》一书，内有“围剿余秋雨”专辑。肖夏林则主编了《余秋雨的敌人》。此外，还出现了批判余秋雨的新秀“潘多拉”。他最近接连写的《余秋雨是不是一个妄想狂》、《余秋雨是可以“随便骂”的吗？》传诵一时。尤其是异军突起的上海辞书专家金文明，以金牙狂啮“咬嚼”余秋雨，以莽莽草丛中寻蛇的劲头挑出余秋雨文化散文中的一百多处的文史错误，并“咬嚼”出余秋雨的剽窃行为，使余秋雨想告而无法告他，只好在境外媒体发出“弱势如我”、“我到底可以怎么办”的哀鸣，从此失却回应对手的能力。第四，玩弄法律，视法律为儿戏。余秋雨在新加坡说，他告我是“故意将事情弄大的”，从这“故意”中看出他是在玩弄法律。由于抱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故不仅他的散文文史差错多如牛毛，就连他写的一千多字的起诉书也错字连篇。如他告肖夏林时，起诉书中的错字甚多：把肖的证人“黎鸣”错为“黎明”，把“冒充”写成“昌充”，把“连续”错为“边续”。如果错个把字也许可以原谅，可他一错再错，这说明他告人心切，连起码的文字功夫都欠缺。堂堂“文化大师”写起诉书错字如此之多，这哪里是尊重法律，而分明在藐视法庭，无视法律的权威。第五，舆论对他十分不利。如果到网上查找，很难找到一篇重量级的作者支持余秋雨打官司。值得注意的是，原先支持过余秋雨和批评余杰的人这次都不做声，个别的如上海大学郝雨先生则由原来支持余秋雨转向支持被告。这就是说，在舆论战这方面，余秋雨是彻底输了。这点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在《借我一生》中就感叹：“我们斗不过他们。”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教授写的《正版中的盗版》，把余秋雨“改编”李泽厚的研究生刘东的成果贬之为“剽窃”，并认为这种行为比学术首骗王铭铭更带有欺骗性（参看《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1日）。如果不打这场官司，这样激烈、犀利的批判文章就不可能被“逗”引出来，也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庭外审判余秋雨”的壮观场面。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本书前言自序：一本由余秋雨惹出来的书/古远清原没有准备写这本书，后因余秋雨发表了“法律苦旅”“圆满结束”的声明，撕毁他放弃侵权指控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再次攻击我研究他的“文革”写作是“造谣”和“诽谤”，这和他早先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中，把所有批评他的人归结为嫉妒，并把他们定性为和盗版集团相勾结的“文化杀手”的看法是一致的，因而我觉得有必要把“余古官司”的来龙去脉和一些内幕向读者作一个完整的交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余秋雨惹出来的一本书，或者说，是由他出题（起诉），我答辩。记录这两位文人对簿公堂的精彩镜头和史料——尤其是写得像“文革”大字报的余氏杰作《起诉书》，可看出“文革”并非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用历史学的视角看，“文革”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1）余秋雨扬言官司要打它三年五年（犹如一位伟人讲的“文革”七八年又来一次），这本身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一场“小文革”。“余古官司”开展后，余秋雨仍不改当年人品和文风，继续嚣张跋扈，在答记者问时一会儿把我比作“杀人犯”，一会儿又把我比成“老纳粹”，这充分说明“文革”在地面消失后，已转化为余秋雨的精神潜流，这样才会有“罗思鼎”、“石一歌”语言暴力的复活。“这属于当代历史的活化石，正可以时刻警惕我们勿忘‘文革’，也没有什么不好。”（2）写这本书，也算是对当代中国文坛论争史，对余秋雨现象批判，对我乃至对至今仍生活在“文革”阴影中的余秋雨本人回顾反思历史的曲折，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都有珍贵的价值。这次由文学与法律发生的所谓冲突，也是我后中年时期的一种人生记录。在我心目中，此书是我文学道路上充满挑战性的年轮，是我及广大“支古谴余”的朋友所共同谱就的一支正义之歌。写这类保留和总结中国文坛十大官司榜首（2002年）的思想文化资源的书，说难也不难。不难在于此系亲身经历，且官司才结束记忆犹新。难在资料的准确性问题。好在有众多清查材料和打官司期间写的日记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而不敢说任何一件事都叙述得毫无误差，但自信本人严格遵循历史真实，决不敢有半点掺假的地方。2003年年底，我在台湾出席“两岸诗学国际研讨会”期间，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先生亲自到我下榻的天成大饭店约我写此书。（3）我不敢怠慢，归来后就加班加点赶写，以至把为我植字的太太累得进了医院，整个春节都没有过好，真对不起她。一旦写完，便有如释重负之感，好似完成了一张重要的人生答卷，兑现了一个为这场官司探索公众人物名誉权弱化问题的庄严承诺，其欣慰之情，是难以形容的。在欣慰之余，好心的朋友却替我担心：此书的出版会不会引来一场新的官司？我在2004年2月到广西参加台湾作家杨逵研讨会期间，答《桂林晚报》记者刘春问时说过：“事实和真理在我这边。如果余秋雨再告，除为促销此书做义务广告外，可再次证明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文革’，已无形地潜入他的灵魂和骨髓里。他如不食言把官司进行到底，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文革’问题再让世人重审一遍，这样将再次出现‘庭外审判余秋雨’的壮观场面，让其又一次在历史法庭上充当被告。那时我又可以在余秋雨的‘拿出证据来’的催促声中，找到更多他在‘文革’中劣行的证据，那我就可以再写一本《庭外‘审判’余秋雨》的续集了。”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著名学者于光远及著名作家董桥等人的支持，他们纷纷寄来了授权书，表示同意将他们的大作收入本书，但也有些作者经多方寻找未果，希望见到此书后与我能联系，以便寄奉样书和簿酬。我的通讯处是：430070湖北武汉市邮政70190192信箱。2005年春节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