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详情
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
作者：《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2-02-01
ISBN：9787563331420
定价：¥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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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大学是国民教育的基地，更是思想文化的摇篮。大学的思想学术不仅是社会物质文明前进的动力，而且还是转移社会风气、提高公民思考水平与趣味的利器。大学思想学术的传播不外乎两种，一是著之文章，一是讲坛传授。学者们往往通过校园内外的讲演阐发思想，传播新知，从而影响社会，听众往往是多学科的师生或社会人员，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这些讲演有的是已有准备，有的是即兴发挥，但无不是学者们多年乃至毕生研究的心得。精华所在，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讲演受时地限制，听众毕竟有限，而讲演稿既不适于时下那些面孔呆板的学术刊物，又往往得不到大众传媒的垂青，即兴的讲演有时甚至未能形诸文字，只能留存在现场听众的心中。这样，那些精辟的见解、敏锐的思想、充满智慧的发现不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文化的硕果难以及时普及，实是一种极大的遗憾。本书编选了1999-2000年度极有价值的重要学术讲演27篇，或可稍许弥补这一遗憾！
作者简介
暂缺《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作者简介
目录
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
（2000年4月在北京大学）
早就听说，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
何谓“革命性”？日常用法指“反传统”。据说这三位所谓后现代先知推翻了西方的传统价值，代之以新的伦理和生命方向。姑且不究这些流俗说法是否恰切，仅就这种革命性的深刻程度和实际影响而言，弗洛伊德等都无法望尼采项背。马克思尽管引发了诸多社会革命，仍然在两个方面不及尼采。
林毓生：韦伯论儒家思想的评析
（1999年5月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现在大家都知道韦伯是社会学家了，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他的最初训练是历史，但是他这个历史也不是普通的历史，当然韦伯就是韦伯了，很难用什么符号来表示。他受的基本训练是史学的训练，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马经济史方面的东西，但是他的关杯不是一个普通性的一般意义的历史的关杯……
汪丁丁：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2000年春在北京大学）
我曾经以康德的话表述过“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对立。但是在知识动力学的框架里，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对立被理解为一种张力，一种赋予了传统以生命力量的内在冲突。事实上，信仰召唤着知识，知识论证着信仰。
成中英：诠释转向与本体回归
（1999年在北京大学）
刘大为：预设：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
（2000年5月在华东师范大学）
陈思和：我们的抽屉——当代文学史的“潜在写作”
（2000年5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的抽屉是空的》。她大概是想说，真正优秀的作家的写作是听从良知召唤的，即使环境不允许他发表作品，他也会写出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放在自己抽屉里，静静等待命运再次对他发出召唤。——倡我们的文学史上却没有这样的作家。
李欧梵：上海与香港：双城记的文化意义
（2000年6月在上海师范大学）
陈平原：反思“文学史”
（2000年3月在北京大学）
所谓反思“文学史”，不是指具体作家作品的抑扬褒贬，而是思考整个学科的来龙去脉。将“文学史”围起到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上来考察，理解其得失与成败，对今日中国学界来说，不无裨益；而对于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来说，更是必不可少。
吴晓东：鲁迅的“原点”
（2000年3月在“21世纪中国、日本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
川合康三：无常观——日中文学比较之一端
（1999年在北京大学）
格非：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
（2000年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
Peter J.Ucko：从世界性联系看考古学解释
（2000年春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新闻发布会上的报告
（2000年11月在北京“夏商周断代工程”新闻发布会）
俞伟超：中国古代文化的离合及其启示
（1999年秋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中国古代文化的分离与聚合以离合情况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诸多人文学科都应当研究的课题。今天，我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一点法。
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2000年度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演）
陈启云：文化传统与现代认知：历史主义诠释
（2000年春在清华大学）
牛大勇：跨越文化鸿沟：现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特点和前景
（2000年8月在“文明对话：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国际研讨会）
厉以宁：关于教育产业的几个问题
（于2000年8月在广州）
林毅夫：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1999年在上海“财富论坛”）
杨紫炬：中国立法的现状和展望
（2000年4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律师会）
贺卫方：关于法治与法学研究
（2000年在北京大学）
朱维铮：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
（2000年12月在上海财经大学）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2000年6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
关于知识岔子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国仍然还只是一个开始，那将是一个没有句号的探讨。知识分子永远最不安分的，总不是愿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个环节上，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总是要不断地寻求着突破与更合理的归宿。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浮的，自由地漂浮着。传统知识分子死亡了，但知识分子的精神却是不死的，只要这种自由的、批判的、超越的精神不死，知识分子就将获得永恒，尽管其存在方式会一代一代地发生蜕变。
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
（2000年11月在鹿鸣书店和榕树下网站举起办的学术研讨会）
许苏民：新千年到来之际的反思
（1999年12月在华中师范大学）
“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也是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热点，参加这一讨论的有文、史、哲等各学科的学者，争论得十分激烈，甚至有游离于学理之外、有点像揭人隐私式的互相攻击指责和冷嘲热讽，真让人感到有的人似乎不大像是学者。但我仍然认为，不同观点的分岐乃至于相互指责，根本上还是一个知识素养或学术素养的问题，是由于没有从学理上把问题讲清楚。
赵园：经由学术读知识人的命运
（2000年11月在复旦大学）
龙应台：百年思索
（1999年5月在台湾大学法学院）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2000年4月在北京大学）
早就听说，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
何谓“革命性”？日常用法指“反传统”。据说这三位所谓后现代先知推翻了西方的传统价值，代之以新的伦理和生命方向。姑且不究这些流俗说法是否恰切，仅就这种革命性的深刻程度和实际影响而言，弗洛伊德等都无法望尼采项背。马克思尽管引发了诸多社会革命，仍然在两个方面不及尼采。
林毓生：韦伯论儒家思想的评析
（1999年5月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现在大家都知道韦伯是社会学家了，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他的最初训练是历史，但是他这个历史也不是普通的历史，当然韦伯就是韦伯了，很难用什么符号来表示。他受的基本训练是史学的训练，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马经济史方面的东西，但是他的关杯不是一个普通性的一般意义的历史的关杯……
汪丁丁：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2000年春在北京大学）
我曾经以康德的话表述过“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对立。但是在知识动力学的框架里，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对立被理解为一种张力，一种赋予了传统以生命力量的内在冲突。事实上，信仰召唤着知识，知识论证着信仰。
成中英：诠释转向与本体回归
（1999年在北京大学）
刘大为：预设：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
（2000年5月在华东师范大学）
陈思和：我们的抽屉——当代文学史的“潜在写作”
（2000年5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的抽屉是空的》。她大概是想说，真正优秀的作家的写作是听从良知召唤的，即使环境不允许他发表作品，他也会写出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放在自己抽屉里，静静等待命运再次对他发出召唤。——倡我们的文学史上却没有这样的作家。
李欧梵：上海与香港：双城记的文化意义
（2000年6月在上海师范大学）
陈平原：反思“文学史”
（2000年3月在北京大学）
所谓反思“文学史”，不是指具体作家作品的抑扬褒贬，而是思考整个学科的来龙去脉。将“文学史”围起到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上来考察，理解其得失与成败，对今日中国学界来说，不无裨益；而对于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来说，更是必不可少。
吴晓东：鲁迅的“原点”
（2000年3月在“21世纪中国、日本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
川合康三：无常观——日中文学比较之一端
（1999年在北京大学）
格非：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
（2000年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
Peter J.Ucko：从世界性联系看考古学解释
（2000年春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新闻发布会上的报告
（2000年11月在北京“夏商周断代工程”新闻发布会）
俞伟超：中国古代文化的离合及其启示
（1999年秋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中国古代文化的分离与聚合以离合情况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诸多人文学科都应当研究的课题。今天，我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一点法。
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2000年度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演）
陈启云：文化传统与现代认知：历史主义诠释
（2000年春在清华大学）
牛大勇：跨越文化鸿沟：现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特点和前景
（2000年8月在“文明对话：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国际研讨会）
厉以宁：关于教育产业的几个问题
（于2000年8月在广州）
林毅夫：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1999年在上海“财富论坛”）
杨紫炬：中国立法的现状和展望
（2000年4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律师会）
贺卫方：关于法治与法学研究
（2000年在北京大学）
朱维铮：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
（2000年12月在上海财经大学）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2000年6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
关于知识岔子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国仍然还只是一个开始，那将是一个没有句号的探讨。知识分子永远最不安分的，总不是愿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个环节上，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总是要不断地寻求着突破与更合理的归宿。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浮的，自由地漂浮着。传统知识分子死亡了，但知识分子的精神却是不死的，只要这种自由的、批判的、超越的精神不死，知识分子就将获得永恒，尽管其存在方式会一代一代地发生蜕变。
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
（2000年11月在鹿鸣书店和榕树下网站举起办的学术研讨会）
许苏民：新千年到来之际的反思
（1999年12月在华中师范大学）
“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也是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热点，参加这一讨论的有文、史、哲等各学科的学者，争论得十分激烈，甚至有游离于学理之外、有点像揭人隐私式的互相攻击指责和冷嘲热讽，真让人感到有的人似乎不大像是学者。但我仍然认为，不同观点的分岐乃至于相互指责，根本上还是一个知识素养或学术素养的问题，是由于没有从学理上把问题讲清楚。
赵园：经由学术读知识人的命运
（2000年11月在复旦大学）
龙应台：百年思索
（1999年5月在台湾大学法学院）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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