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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河南省古籍专家张万钧、萧鲁阳、王守中等先生来唐河县图书馆考察古籍，意外发见明代版本诸葛丞相集封后有赫然在目的大字牌记曰历代卅四家文集并赏雨轩藏版之标识。这套丛书，不仅在古籍普杏一成果集大成的中国丛书综录中杏一找不到，连当代涵盖面最广的历代丛书大辞典以及中国古籍善《历代三十四家文集》目气亦均未著录。即使是著名教授王重民所著的囊括了国内、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海外重要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的中国善《历代三十四家文集》提要及其补遗气也不见著录。 一九八九年至今，前后十多位学有专精的教授、专家、学者，遍杏一有关书目之工具书数十种，大家共识历代卅四家文集为海内外之独集孤本。

片断：纂类与著述学问与功力之辨，推言之，则又有纂类与著述之辨。当时汉学家相率慕为王伯厚、顾亭林、阎潜邱之札记，实斋论之曰：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然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与林秀才，文史通义外篇三。札录之与著作，自史家言之，则为著述与比类之两家也。实齐举其实例，谓如：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籍，有以瓷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重，则善矣。报黄大俞先生，文史通义外篇三。此其义，实齐畅发之於文史通义内篇卷一之书教篇，其略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书教上。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上既下木）古今之载籍，撰述欧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於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书教下。实齐此论虽为史发，实可推之一切之学术，故曰：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书教下。若论当时经学，比类纂辑，拾遗搜隐，正所谓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训诂，典章考订，究其极，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记注纂类之事，不得即以是为著作。纂类记注之不得为著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为学问也。学问不能无藉乎功力，正犹著述之不能无藉於纂类记注。纂类记注为著述之所取资，实齐非有所訾议，而纂类记注者不自知其仅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焉，此则误认功力为学问，而学问之真境无由远矣。实齐又言之，曰：仆尝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令无愚智之分矣。与周永清论文，文史通义外篇三。盖记注比类，惟在功力，著述创造，有俟乎智慧，即实齐之所谓“识”，而其本则存乎人之性灵也。然为学者终不能长止乎功力而不求进於学问之成，则记注纂类，终必以著述创造为归宿。故实斋又言之，曰：经之流变，必入於史。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外篇三。征实者必极於发挥，纂类者必达乎撰造，盖经以藏往，而史则开来也。此处“史”字应本述造而言。实齐本此见解，故论学颇重文辞，曰：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别：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又曰：札录之功，……不可以为著作。……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於文辞。……孔、孟言道，亦未尝离於文也。但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於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劄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於道之所有事也。与林秀才。又曰：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又自注云：“天下但有学问有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与吴胥石简，文史通义外篇三。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於细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馀布尔农馀粟也。而所以不能通平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答沈枫墀论学。立言即著述，考索犹记注纂类矣。凡此皆实斋特提文史之学，以为当时经学家补偏救弊之要旨也。

章太炎早年潜心“稽古之学”，对中国古籍研读至深，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卓越的创见。他讲授的《国学概论》，比较系统地将我国的经学、哲学、文学进行阐述，中含不少真知灼见，可称之为中国经学、哲学、文学的简史。《国学概论》的多次再版，正说明它是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的。

本书主要包括古书引经传经说称为本经考、《经典释文》考、跋《月令章句疏证叙录》等内容。

本书内容有：崔秀才、梨花、洪由义、邵廷铨、苏仲芬、陈宝祠、张五、娄芳华、清和民、梁生、士卒、倩霞、落、伊五、段公子、憨子、米芗老、修鳞、杂记五则、韩樾子、永护军、朱外委、饲人、某掌班、尸异、闵预……

我们现在将英语作为一种“世界英语”（WORLDENGLISH）来看待；于是，英语不再只是单纯的一门异族语言，它同时融合着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并折射其多姿的文化。一个世纪以来，有过这样的一位位中国人，他们以各自令人惊叹的完美英语，对世界解说着中国，对祖表达着赤忱。如今，我们相信，还有更多的中国人胸怀一样的向往，因为，跨越世纪的开放中国需要引进，也需要输出。我们出版中国人的英语著述，正是为有志于此的英语学习者树一个榜样，为下个世纪的中国再添一份自信，还为世界英语的推广呐一声喊。选择辜鸿铭（1857—1928）的作品重排出版，当然不是宣扬他那不免乖张偏颇的行为思想，而是感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奋力捍卫；惊叹于他那登峰造极、令人仰止的英语造诣。辜鸿铭通英法德俄等多种外语，但他的著述多用英文，而其中尤以《中国人的精神》为著。《中国人的精神》原载1914年的《中国评论》，1915年更名《春秋大义》在京出版，并很快被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本书力阐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明的价值，在当时中国文化面临歧视、中华民族遭受欺凌的情况下，其影响尤为特殊。当然，对于我们现在的读者，这首先该是一本极为宝贵的英语读物。

《玉台新咏》十卷，南朝徐陵所编。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其父徐摛，是梁代有影响的诗人。徐陵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八岁属文，十二岁通老庄义”。徐陵是梁、陈间有名的诗人、骈文作家。他的诗多为艳体与应制之作，追求词藻，讲究对仗。因他早年与庾肩吾、庾信父子出入萧纲东宫，诗风相近，时人称为“徐庾体”。徐陵的骈文在梁末和陈代影响甚大，很多公文都出自他之手，被称为一代文宗。著有《徐孝穆集》。《玉台新咏》是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重要的诗歌总集。全书收诗七百六十九篇。除第九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于春秋战国之间外，其余都是汉代至梁代的诗作，而以南朝诗歌为主。成书年代大体在梁代末年。《玉台新咏》的编选很有特色。它专收题咏闺情的诗歌。《玉台新咏》的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对保存汉至梁的诗歌起到了重要作用。《玉台新咏》现存版本以明无锡孙氏活字本为早，明天赵均小宛堂覆宋本，被清人称为善本。清吴兆宜氏对该书作了笺注，并将每卷中他认为是明人滥增的诗退归该卷之末，注明“已下诸诗，宋刻不收”。程琰对吴笺本作了删补，乾隆三十九年，吴笺程补本刊行。这是迄今唯一注本。我们这次注释，便以程琰删补本为底本，并吸收了历代重要的校勘成果。

书中的济公，“脸不洗，头不剃”，身穿破僧衣，光着两条腿，甚至故意把本来的儒生白脸抹上一层黑泥，“若痴若傻苦颠狂，到处诙谐为耍戏”，是一副既容貌丑陋、肮脏邋遢，又滑稽可笑、幽默风趣可爱的形象。他身为灵隐寺和尚，介“经不谈，禅不理”，不遵守清规戒律，嗜酒贪杯，并且最爱吃炖得烂烂的狗肉。特别是作者把他塑造为西天罗汉托生，天生带来睿智和神力，更使他未卜先知，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一念六字真言，就能使对手处于被动地位，将其制服；一折天灵盖，就露出罗汉灵光，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从而在惩治贪官豪棍和邪恶势力斗争中，嘲弄耍笑，奇幻莫测，出奇制胜。

禅真逸史：全称为《新镌出像批评通俗奇侠禅真逸史》，又名《残梁外史》、《妙相寺全传》。据古代小说专家孙楷第考证，作者应为方汝浩，明末人，但生平不详。全书以南北朝至隋唐诸朝兴衰为历史背景，以主人公林时茂及其高徒杜伏威、薛举、张善相的生平事迹为主线，报露了佛门及道教中的弊端、尘世社会的黑暗。同时宣传了道教真谛，赞美了禅真豪侠的高尚品德。小说把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揉为一体，杂以神魔和人情小说的各种笔法，体现出较大的艺术魅力和文字驾驭能力。本书在道光、同治年间多次遭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