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崇文国学经典文库：山海经》精选其中的内容，对难字加注拼音，对原文加以注释和白话翻译。为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原文，《崇文国学经典文库：山海经》对内容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拓展：一是文字式的随文拓展，即与原文内容有关的文史知识、文化常识等内容的补充阅读，二是插图式的随文拓展，图文结合，符合读者的阅读兴趣。

《宋张樗寮书苏文忠公谢翰林学士表》其文为苏轼在北宋元祐元年（1086）九月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后，给宋哲宗及其祖母宣仁太皇太后的两份谢表，张即之书。从内容而言，苏轼的两份谢表反映出元祐年间北宋统治集团的政治状态，从一个侧面为宋史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参考。从形式而言，据于莲客考证，此手卷当在南宋淳祐到宝祐年间所书，而彼时的张即之已年逾花甲，心境淡泊而意境尤佳，故此手卷成为其书法艺术之代表作。再加上其作品后世罕有流传，故此手卷弥足珍贵。此手卷曾辗转存于多人之手，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中国书店所收藏，极为稀见，曾先后在北京、香港和日本东京等地公开展出，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称赞。为再现宋代书法大家的墨迹风采与艺术成就，中国书店将其复制出版，品相及装裱风格皆仿旧貌，并以手工拓裱，以供当代读者品鉴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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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著译约近1000万字，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等，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对于鲁迅的书有种偏爱，不仅喜欢阅读，也喜欢收藏。当下，鲁迅著作版本繁多，体例不同，各有侧重，但大多加了注解和说明，不免影响阅读的独立性。若要出版最具鲁迅先生风格的作品，莫若出版鲁迅先生自己认可的版本——初版本。鲁迅生前曾有意自行编印《鲁迅三十年集》，所谓三十年集，特指鲁迅从1906年到1936年的全部著述，不料鲁迅先生1936年辞世，未及完成。我们以《鲁迅三十年集》的书目为蓝本，在一些鲁迅研究专家的指导下，选取了《呐喊》、《中国小说史略》（上、下）、《热风》、《华盖集》、《彷徨》、《坟》、《华盖集续编》、《野草》、《朝花夕拾》、《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鲁迅自选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集外集》、《故事新编》、《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二十二部作品，汇编成《鲁迅著作初版精选集》（影印本）出版，以飨千百万敬慕鲁迅先生思想的读者。《鲁迅著作初版精选集（影印本）》以北京鲁迅博物馆所收藏的鲁迅初版本为蓝本，以影印的方式制版。为了将鲁迅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故原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繁体字、异体字混用；标点符号的使用与现今用法略有差异；翻译人名、地名与现今的通用译名不一致；有少数漏字现象；目录所标页码与正文不相符，目录题名与正文标题不统一等等，不做修改和变动。这套书限量发行1881套，繁体竖排、毛边书。版权页上有鲁迅先生版权票（证）。每套附赠张松鹤先生设计的鲁迅像章一枚，极具收藏价值。

当今通信手段的日新月异，给人们互通信息、交流情感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另一方面却给具有悠久历史的家书文化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家书写作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传统文化是割裂不得的。如何继承并发展家书文化的精华，抛弃其糟粕，值得我们深思。有感于此，由王人恩编著的《古代家书精华（精编本文白对照）》精选了汉代至清末的五十五篇古代经典家书，供读者欣赏。作为每封家书，设有方号开始作者简介方号结束、方号开始原文方号结束、方号开始注释方号结束、方号开始译文方号结束、方号开始简评方号结束五个栏目，现代翻译、白话注解，通俗易懂。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将《治要》作为创建贞观“盛世”依据的道理了。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群书治要译注（套装全10册共50卷）（全注全译繁体竖排版）》根据天明本《群书治要》、元和本《群书治要》整理校勘，并对字词进行详细注解、对原文和注文都进行了白话翻译。

鲍廷博，字以文，号泳饮，祖籍安徽歙县，随父迁居杭州，后定居桐乡青镇（今鸟镇）杨树湾，故亦称桐乡人。清代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和目录学家，以刊刻《知不足斋丛书》知名于世。鲍廷博博览群书，对古籍真伪、版本优劣及收藏钞刊之经历知之尤详。阮元极赞其知识之渊博，说：「古人云读书破万卷，君所读破者，奚翅数万卷哉？「并赠诗称他「当世应无未见书」。在藏书和刻书活动中，鲍廷博撰写了大量极富学术价值的题记序跋，本书即为鲍氏这类文字的辑录。全书所收，以《知不足斋丛书》鲍廷博所撰题跋为主（其子鲍士恭及孙鲍正言所撰数则亦一并收入），兼录其他文献保存的鲍氏题跋，共得鲍廷博题跋二百余则。辑录者又于每则题跋后加按语，一则交代文献来源，一则对于文中涉及人物加以笺注，颇有资于考辨书籍撰述收藏、传写刊刻之源流。又鲍廷博编《知不足斋宋元文集书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钞本，今据以钞录，作为本书附录。

颜延之的作品庄重典雅、凝练而又含意丰富。具体来说，他的诗文大量用典，充满骈语偶句，十分注重字词的选择与锤炼，个人特色非常鲜明。由于其作品用事缛丽，且常常拓展词义用法，甚而创用新词，因此有些文辞晦涩艰深，不易研读。除《文选》所收录的《赭白马赋》、《五君咏》、《陶征士诔》三篇有六臣旧注外，其余的作品历来无注，这使得对这位重要作家再深入研究变得困难，李佳校注的《颜延之诗文选注》意在填补这一学术空白。《颜延之诗文选注》所选颜延之46篇作品中，除上述三篇有六臣旧注外，皆为首次校注。

《钟书国学精粹：山海经》以《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经》四篇作为一组；《海内经》四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四篇以及书末《海内经》一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结构关系表现得非常清楚。《山海经》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如关于农业生产记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叔均乃为田祖”；关于天文、历法的记载：“噎鸣生岁有十二”。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

《增广贤文》，原名《昔时贤文》，又名《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作者无考，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清同治间，儒生周希陶重新对其进行了编排。《增广贤文》以道家思想为主，但也宣扬儒家精神。它收录了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经典语言，对于幼儿思维、口齿的训练有很大的帮助，是提高幼儿素质的好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