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手的言行，包括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品德修养、伦理道德和教育原则等内容。《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全书共二十篇，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道德观点和教育思想，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意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视为至理。《中国传统文化读本：论语（上）》精选了从《学而》篇到《泰伯》篇的经典语录，并附有相应历史故事及“中国书法艺术欣赏”等知识模块。

《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孟子（下）》共七篇，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孟子主张德治，提出“仁政”，“王道”思想，书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及“民贵君轻”的思想等，都是中国古代珍贵的思想遗产。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象、教育家。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京邹城）人。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继承并发杨了孔子的思想，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孟子（上）》全书共七篇，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孟子主张德治，提出“仁政”，“王道”思想，书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及“民贵君轻”的思想等，都是中国古代珍贵的思想遗产。《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孟子（上）》精选了从“梁惠王上”“公孙丑下”的经典语录，并附有相应的历史故事及“中国绘画艺术欣赏”等知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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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其实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谋略权术的智慧之书，是弱者的智谋宝典。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智谋和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作为强者的、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乃至生杀特权的诸侯国君主的方法，对后代政治活动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鬼谷子》历来享有“智慧禁果、旷世奇书”美称，是乱世进取之学术，乱世发迹之哲学。它讲求顺时应势、揣情摩意、知微待机、量权善变等实践理论。这些对于我们现代人小到处理人际关系、经商致富，大到处理国家关系、跨国经营、战争摩擦等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五本书，涵盖了我国古代蒙学读物的精华要义。时代在发展，事实证明，思想上恪守着一份传统的现代人更能成为社会的栋梁，这也是作者辑录《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的目的。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丝绸之路，传播中国的物质文化；一条是汉籍之路，传播中国的精神文化。 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道路，这是举世公认的。丝绸之路（silkroad）的概念，是十九世纪后期由德国学者提出的。各国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习惯用它来解释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物质互换，还有精神的沟通。丝绸之路概念的缘起，是对东西方商贸交流的研究，对精神文化的关注稍显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也包括与东方其它各国的交流。尽管到了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经过开拓，形成沙漠丝路、草原丝路、海上丝路三个部分，可是仍然无法包容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交流的内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与经济商贸交流的线路，也不完全相同，在历史时间上也有较大的差异。所有这些，便是我们提出汉籍之路（bookroad）的原因。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一般来说，汉字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浸润了东亚与东南亚文化圈。在古代，汉籍的传播是主动的、发散性的；传播的途径点面结合。在近代，汉籍的传播是被动的、线性的，珍贵的文献被不平等交易或战争掠夺到海外。毫无疑问，汉籍传播的形式与道路，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重合，而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这样，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新的理论模式，也就成为必然要求。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的道路，汉籍之路是一条文化的道路。区别这两条道路，对于厘清我们概念的误会，拓展研究的视野，将会有一定的意义。当然，这还有待于学术界的研究，有待于学者们的认同，有待于我们更多的共识。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是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写入《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之中。域外汉籍珍本是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少见的汉文古籍文献，内容有三：其一指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其二指域外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其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涉及中国经学、史学、佛学、道学、民间宗教、通关档案、传记、文学、政制、杂记等各个方面，弥足珍贵，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资料，同时是研究历史上东亚汉语言文化圈的基本资料，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的重要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政府与民间有多个斥重金回购流失文物的举措，但是对佚散海外的汉文古籍的回购、复制、整理工作重视并不够。域外汉籍珍本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计划出版一套影印古籍，共计八百本，囊括两千余种珍稀典籍，应该是当代中国最辉煌的出版工程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流失国外珍稀文献的搜寻整理，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化活动，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这项活动，妥善保存中华文化遗产，丰富中华文化内涵，熔铸中华文化精神，从而强化中华民族的尊严，提升国家的形象。同时，佚散在海外的汉籍文献，由于各个国家重视程度的不同、保护手段的差异，文献的品相也各有不同，因此，尽快地刊印无法再生的域外汉籍珍本，应该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出版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与许许多多国家互结友好，以汉字为特质的中华文化也得到世界各国文化学术界的重视，整理域外汉籍不仅是国内学者的呼吁，也是国外学者的倡议。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我们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在学界鼎力襄助下，编纂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以留下前人超越时空的智慧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 毋庸讳言，《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也将给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积累丰富的学术资料，给汉籍之路的理论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流失在海外的汉文古籍便是“汉籍之路”闪亮的标识。我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弘扬汉籍之路理论，推动汉籍收集出版工作，使中华文化的价值进一步得到世界的认同。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资料搜集与编纂已进行多年，版本调查、编目、复制、出版等各项工作进展有序。作为成果的《文库》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今年，本丛书第一辑将与学者、读者见面，特应编者与出版者之邀而为序，兹缀数语，以表心志。

刘伯温著作于明初即已梓行。嘉靖三十五年，樊献科等根据文章体裁更定编次为《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十八卷。隆庆六年，何镗等以樊献科本为底本，编定《太师诚意伯文成公集》二十卷。今通行本四部丛刊本《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二十卷，即系据乌程许氏藏隆庆明刊本影印而成。本书以《四部丛刊》初编本为底本，并据明初本《覆瓿集》、《犁眉公集》、成化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钱谦益《列朝诗集》等校补，底本未收的作品，按体裁辑入各体之后。全书按文体分类，计二十六卷，行状、神道碑铭、《明史？刘基传》及研究参考资料、各本序跋收入附録之中，并附年表。全书装祯设计考究、大气，繁体竖排，易于阅读。

《国学词典》通过对中国文化“关键词”（宗教学、伦理学、礼俗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史学、哲学）的阐释，为非文史专业的普通读者提供一部“中国读本”，力图从“旧学新知”的角度，通过现代诠释，将传统学术或文化变为现代中国人新的知识结构。以“词典”的形式，即以词条为话题，以随笔式的文字来介绍关于“国学”的基本知识，融现代感、通俗性、可读性为一体，既是一部可以随意翻阅的读本，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辨疑解惑的工具书。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收录二十五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及其在宋代至民国间的考证、注释与补遗之作，收录清代至民国间补撰的各朝艺文志或经籍志，收录宋、明、清三朝的国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共计83种，每一种都作了标点、校勘，大致根据时代和篇幅分为27卷30册。这是史志目录首次大规模的汇辑和整理，显示了各代藏书与著述之盛，在一定程度上摸清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家底，反映了各个时代各种学术的兴起、发展与演变，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科技的繁荣，为贯通考察典籍的成书、著者、卷帙、真伪、流传等情况，提供了最基本、最可信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