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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学，通常指我国几千年固有的传统文化之学术研究。在这本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中，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国学大师，章太炎以通俗易懂、简略概括的方式，通过国学概论、国学略说两大主题对我国传统经学、史学、诸子、文学进行了精到而系统的简述。行文典丽古雅，使读者真正了解到国学并非西学的替代，并从中感受到寄托在国学身上的，凸现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民族精神。正如章太炎所说：“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

本书对《周易》、《论语》、《老子》、三《礼》、《淮南子》、《史记》、《说文解字》、《黄庭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坛经》等十种经典著作作了深入的解读。全书内容丰富，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部书原来是我在大学里讲通识课程的讲义，在理想中，大学应当是理解文化传统和提倡精神自由的岛屿，阅读经典也许正是实践这一理想的重要途径，布鲁姆（Allan Bloom）在《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曾说，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以便人们在共同问题和丰富知识基础上，建立“今人和古人在思想上的友好联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圣贤原则是必须遵循的教条，也不意味着古代经典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对经典的看法很简单，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不大可能纯之又纯、原汁原味，以为我们今天可以重新扪摸圣贤之心，可以隔千载而不走样，那是“原教旨”的想象；第四，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集结十几亿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余年光荣历史而不坠者，以我们拥有久远的文化传统为首要原因。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是承载此文化传统的典籍。陈立夫先生国学基础雄厚，在耄耋之年，仍以弘扬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为己任。本书名为《四书道贯》，是取孔孟之道“一以贯之”之意，作者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篇归纳讲解，使之成为有系统的整体。

《幼学琼林》广辑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知识和典故，分类成篇，编成骈语，对偶成韵。《幼学琼林》共分四卷：卷一包含天文地理，朝廷百官。卷二分列人伦婚姻，身体衣服。卷三叙述人事器用，贫富病死。卷四解说文事技艺，鸟虫花木等。内容引人入胜，读来朗朗上口。原文经注释后，更为通俗易懂，是一部实用性较强的读物。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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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蒲城张新文所收藏的《明对山秦腔脸谱》、《清赵云汉绘秦腔脸谱》和《清无名氏绘秦腔脸谱》三部分组成。《明对山秦腔脸谱》不论是时间之古，传世之久，数量之多，都居我国、甚至世界现存古代戏曲脸谱之首。该套脸谱一经批露，便引起轰动。《清赵云汉戏曲脸谱》，系文人所绘，其行笔用墨，有书卷气，干净利落，明快有力。该册保完整，封面有赵云汉署名，共有脸谱三十四幅。《清无名氏绘秦腔脸谱》，系清末民间艺人所绘，共一百零六幅，保存较为完整。 本书与《易俗社秦腔脸谱》、《三意社秦腔脸谱》、《历代秦腔故事脸》

本书以金庸名著《笑傲江湖》为依托，围绕千年奇书《葵花宝典》的来龙去脉展开论述，深度剖析这部奇书对江湖格局和近百年武林史的影响。作者大胆推理，小心求证，梳理了百年间名门正派的倾轧算计、魔教内部的权利纷争等缘起、发展和变数，推理缜密，吐槽强大，令人信服，惹人喷饭，不失为一部将考据和吐槽完美结合的奇书。读过本书，我们会发现，一部《葵花宝典》的流变史，就是一部厚黑学在江湖世界的展开史。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