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百八十篇经典名文，上起老子，下迄清末，兼收历代各方佳作，凝聚中国文化精华，观照宽广，择选周详；首重注音，次在释义；但求大致能懂，通篇可解；力主快意尽读，览而有得，诵而有趣。篇中部分名句，特加网纹显示。著名学者及诗人余光中先生特为本书题签。著名翻译家罗新璋先生参考台湾语文界最新研究成果及诸家选本，精心选编了这本纵观两千余年而只有两百多页的《古文大略》。本书一百八十篇经典名文，上起老子，下迄清末，兼收历代各方佳作，凝聚中国文化精华，观照宽广，择选周详；首重注音，次在释义；但求大致能懂，通篇可解；力主快意尽读，览而有得，诵而有趣。篇中部分名句，特加网纹显示。编者立意与着力点均独标一格，别开生面，不仅适用于外语学人，对一般学子和有志于加强国文素养者，也是一本难得的枕边书。著名学者及诗人余光中先生特为本书题签。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水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 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抄写7部《四库全书》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贮于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总字数为九亿九千七百余万。全书共二百三十万页，连结在一起，足够绕地球赤道一圈有余。《四库全书》规模如此宏大，卷帙繁多，其昂贵的价格又使人望而却步，世人难得一见。为保存和弘扬中华五千年文化，使这部巨著走入寻常百姓之家，使之成为人们案头常备的资料，同时满足人们收藏的愿望，我们精选《四库全书》中数千年道术学艺文章之精华，编撰了这部《四库全书精华》。《四库全书精华》仍旧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排，在各部之中，基本上做到不遗漏各家代表作。如经部收载《诗经》、《尚书》、《礼记》、《周易》、《论语》、《孟子》、《春秋左传》，而且所收均为最权威的注释本。史部以“史家绝唱”《史记》为首，《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国语》、《战国策》均汇入本书。子部收书更为丰富，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医家、术数家的代表作基本网罗其中，如《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商君书》、《管子》、《盐铁论》、《论衡》等等。集部所收诸书，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梗概，包括《昭明文选》、《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子美工部集》、《白香山集》、《陆放翁剑南诗集》、《韩退之昌黎集》、《柳子厚柳州集》、《欧阳永叔文忠集》、《苏明允老泉集》、《苏子瞻东坡集》、《苏子由栾城集》、《曾子固南丰集》、《王介甫临川集》、《归熙甫震川集》、《侯朝宗壮悔堂集》、《魏冰叔叔子集》、《汪苕文尧峰集》、《方灵皋望溪集》、《姚姬传惜抱轩集》、《恽子居大云山房集》、《龚定盦集》等等。

《新国学研究》的创办，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新国学”并不排斥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不否认学术争鸣、学术讨论的必要性，并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新国学（第6卷）》是第6辑，主要内容有《晚明学术思想的世俗倾向》《仙人王乔传说考》《北宋转踏题材研究》《李之儀的相思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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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概念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的是广义文学，大概是《论语》中提到的“文学：子游、子夏”。狭义的文学则指用形象的语文文字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通常包括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则还应该包括景视剧的剧本等。文化的生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不同地域生成的文化肯定不同，但说不定，它们又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相同的特征，文化生成是一个过程，但我们又必须将它看成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概念。

所谓发微，即指对某一事理精蕴或某一事物原委的探索。《墨辩发微》是一部研究《墨子》书中“上经”、“下经”、“经说上”、“经说下”和“大取”、“小取”等六篇辩学的专门论著。《墨子》书中所含门类很多，如辩学、哲学、光学、力学、数理学、几何学、经济学、政法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包括无遗。谭先生认为和现代科学精神相悬契的，在我国此书中首屈一指。本书即是谭先生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对《墨子》一书的分析及解读。

同道先生的这《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的书名——《国学大师之死》。书中所写的13位国学大师，中国的知识界并不陌生，但为什么集中写他们的死亡呢？换句话说，通过国学大师们的死亡，读者能看到什么呢？就这个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的编辑与作者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现将我们出版者的理解推荐给大家：为了说明作者的意图，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国学”究竟是什么？这也是《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在前期调研时，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关于“国学”的定义，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延续章太炎的定义，即包括文字学、经学、史学、学术界多持此论；另一种是比较通俗的理解，即“国学”就是传统文化。《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认为，“传统文化”的说法失之宽泛，而文字学、经学、史学的说法又过于学术化，不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水平。《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国学”是一种以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学术知识为载体，以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

翁方纲，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生平研精经术，常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归，为清干嘉学派重要学者。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翁氏经学手稿五种，为《易附记》、《书附记》、《诗附记》、《礼记附记》和《春秋附记》，系翁氏晚年奉差守陵，温研诸经，将数十年所记，加以校核，分卷编次，统名曰《附记》。这批手稿当时未经刊刻，后光绪年间《畿辅丛书》曾收入《诗附记》、《礼记附记》等四种，但其所据为残本，且有所改编，已失翁氏原稿旧观。此次将翁氏手稿影印出版，对揭示翁氏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其它在经学上的成就，将大有裨益。　本书收录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翁氏经学手稿五种：《易附记》、《书附记》、《诗附记》、《礼记附记》、《春秋附记》，系翁氏晚年奉差守陵，温研诸经，将数十年所记，加以校核，分卷编次。此次将翁氏手稿双色影印出版，对揭示翁氏在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其他在经学上的成就大有裨益。

“新国学”是在原有的“国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国学”是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了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西学 ”）区别开来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再早有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提出的“ 中学”，但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的“中学”主要指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由章太炎提倡的“国学”则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各种不同的学术门类，在哲学中也包括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是有关中国古代学问的总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为了将“国学”与“国粹”区别开来，胡适曾经将“国学”界定为“国故学 ”，这一方面扩大了“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化和金文、甲骨文的研究包含在了“国学”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也更加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重新整理和研究，但胡适的“国学”也仍然是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学问，而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和新的文化。1949年之后，除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化圈还继续使用这个学术概念之外，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它，但这也使中国大陆学术和中国大陆学者丧失了自身的整体感觉，从而将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发展到彼此无法相容的程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个概念才再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并且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至现在，它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即它仍然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学问的总称。但是，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诞生之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又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尽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主要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创造，是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同样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纳入“国学”这个总体的学术概念之中。我们所说的“新国学”，是与原有“国学”相对举的，但却不是相对立的，它既包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既包括中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文化史料的翻译、介绍、整理和研究，同时也把中国学者对现实实践问题和现实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纳入到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之中，目的是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 《新国学研究》的创办，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新国学”并不排斥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在原有“国学”观念基础上取得的学术成果，只是要把这些成果纳入到“新国学”这个更大的学术整体中进行具体的阐释、理解和运用，以使之有机地融合到民族学术的整体之中去。“新国学”也并不否认学术争鸣、学术讨论的必要性，但这种争鸣和讨论的目的却不在争论双方一时一事的胜负，而在各自认识的深化以及对整个民族学术事业的丰富和发展。《新国学研究》中的任何一篇文章都不是作为“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样板而被刊发的，它只是给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以它的包容性和严肃性体现我们对“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具体理解。 《新国学研究》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这并非我们的偏好，而是因为当前的学术刊物大都以发表二万字以下的论文为主，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又大都不能少于十二万字，这就使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很难找到发表的机会，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术文体的单一化。我们希望给这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使我们的学术文体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多样。由于人手不足，《新国学研究》暂时只刊发特约稿件，不接受外来投稿。

儒家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座右铭，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完美的人生理想，是世间最真、善、美的理想体系，是传统中国人在人间作为完人的行为准则。但是，对形而上的探讨，或者说对于宇宙终极真相和个人生命最终归宿的问题，则缺乏了解和研究。一句 “子不语”挡住了多少灿烂的阳光！这是一个国人的悲哀——有些中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为了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我们编著了这本书。一百多年前，力倡国学的梁启超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同胞：“吾不患外国学术之思想之不输入，吾唯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他激情洋溢地呼唤中西文明的“交媾”。以育出中华新文化的“胎儿”。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初的青年都已作古，而今我们更加任重而道远。文化建设是一项千秋百代的事业，为此，我们对人类文明史上那些经久不衰，闪烁着无限智慧的作品理应重新审视。本书没有详尽地去论述每一种学说，只是想就一些读者感兴趣、学说精髓发表一孔之见，也算是表达一种选择的意向。从中你可以重新审视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份遗产，从中真正认识到国学的价值，转变你的观念，获得更多的精神启示，成就一个充实而丰富的人生。笔者认为，无论未来中国文化怎样发展，它必定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上发出，即使我们移植西方文化，也须嫁接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上。因此笔者编著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去探寻中化文明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