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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发扬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以成都两千多年来的演进脉络，现代化中心城市的特殊功能，历史文化名城的独有特色，在改革开放中的时代特点，以及由这些因素所支配的各项事业的发展为主线，把成都人民世世代代开发成都、建设成都、推动成都历史前进的丰功伟绩，如实录存志中，以便人们鉴古知今、察往思来，从中获得智慧和力量。本志为《成都市志》专业志之一，全面系统地记述成都地区民情风俗、方言土语的历史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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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关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近代史的专题研究。全书从综述、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等四个方面，研究了昌都地区的社会与历史。综述篇论述了清代以迄辛亥鼎革前后之昌都、民国时期昌都政局的变化和中央政府对昌都的治理以及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的管理与康区邦达家族的活动；政治篇考述了道光年间驻藏大臣瑞元的事迹，论述了清代昌都所辖之三岩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以及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驻昌都工作人员及其活动，以及外国势力的入侵与昌都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经济篇论述了近代以来昌都经济与城市的变迁，以及近代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文化与宗教篇论述了昌都历史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并分析了近代昌都历史上的丹达神崇拜和瓦合神崇拜的由来、发展及影响。

一册尘封近七十年的魅力大理的首次面世，一轴西方学者眼中和谐社会的真实记录。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费晓梅教授合作出版费晓梅的父亲20世纪30年代的大理考察研究的成果，全书近500幅精美照片，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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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为了全面整理有关古长安的史地文化典籍，著名史学家史念海教授和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提出了编纂出版《古长安丛书》的设想，史先生任主编，出版事宜则全部交给三秦出版社。经过各方努力，先後推出了《隋唐两京丛考》和《三辅黄圆校注》，受到学界好评。後来由於种种原因，丛书的出版遇到了诸多困难。近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之我社综合实力渐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前辈学者开创的这项整理古长安历史文献的事业继续做好。鉴於各方面情况变化较大，我们对原先的计划作了调整，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全新的《长安史迹丛刊》，收入《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两京新记》、《关中胜迹图志》等十敷种历代撰述；先前已出和将出的三部书也纳入丛刊，按照新的要求重新出版。可以说丛书基本包括了有关古代陕西尤其是古长安地域文化的经典作品。丛刊的总序仍然采用史先生原撰总序，一来表示不忘先生开创之功，二来是由於先生的序文高屋建瓴，纵论古今，其中阐於古长安史地撰述整理与研究的精辟论述，完全适合《长安史迹丛刊》。

版权页题：曹雪芹编著。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奠基人林增平先生，在世时非常重视近代湖湘文化暨近代湖南与近代中国的研究，曾筹划成立湖湘文化研究中心，经过努力，今已与其他学科共同建立了湖湘文化研究基地。为践履林先生的遗愿，学科创办这一专刊，拟将近代湖南与近代中国的探讨结合起来，为此提供一个园地，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它旨在阐发有关湖南与中国之近代史事人物之新见，尤冀将两者熔为一炉，解析近代湖湘文化之底蕴，探究其在近代背景下和宏阔境域中的全貌及其发展演变，以及对中国近代历史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钱基博先生言：“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本刊之旨趣，亦在于以湖南为引子，更深入、更透彻地探讨中国近代的历史。

据了解，《颍州府志》系清代颍州知府王敛福亲自动笔修篆，是当时唯一的一部府志。初版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全志十卷，约40万字，分舆地、建置、食货、学校、秩官、人物、艺文、杂志等门类。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现存的《颍州府志》已寥寥无几，且大都保存在外地图书馆古籍部，既不便于借阅，也不便于阜阳人研究。同时，以前的志书还没有标点符号，极不适合现代人阅读查校。为此，市地志办依据省地志办要求及史学家、阜阳市情需求，而重新印刷出版。　此次重新点校的《颍州府志》，大32开本，约77万字，依据点校的底本是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中》，聘请了四位对阜阳历史有研究的人员担纲点校。全志点校完毕后，市地志办副主任邓建设对全志进行了一次通读。他在通读中发现，依据的乾隆十七年刻本虽然是善本，但原书有残页、字迹模糊等问题。为此他对原志从史籍中引用的资料，尽可能找到出处，将志书中模糊、残缺的部分恢复、补全，并与省图书馆古籍部、博物馆资料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南京市图书馆古籍部、扬州市图书馆古籍部等单位所藏的乾隆《颍州府志》进行了互校，并进行了订正。　据悉，此书出版历时三年，进行了三遍详校，两遍再审。此书的出版为热爱阜阳、身在阜阳、研究阜阳历史的市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