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本光辉万丈的巨著，如果摆在图画里的桌子上，应该在其周围画上若干黄色的呈四周发散状的黄线方才完整。其后的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将《史记》当作模仿的对象，都把作者司马迁奉为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可惜这么拉风的一本书却并非人人都能读懂，只因晦涩的文言和略显枯燥的内容。在全国人民忙着与时俱进的今天，《史记》更显得有点曲高和寡，令人望而却步了。本书用逗到非常的方式演绎了《史记》，尚未出版，就被众多网友誉为“逗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堪称居家旅行、访亲探友、泡妞钓凯之必备良书。每日三次，每次三十页，可保你青春长驻，内涵飙升。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逗到今，瞬间飙升你的内在品质！司马迁的《史记》，贯穿经传、综理百家，叙述了三代而下以至汉代的史事，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公元前三千余年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了解自家的历史文化，《史记》是必读之书。作者以轻松搞笑的形式，娓娓道出《史记》的精彩之处，从而为大家扫除了阅读和理解的障碍，使得《史记》能够被雅俗共赏，让大家在故事中了解中国古代这三千多年来的文化和历史。

季羡林（1911．8．6- ）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号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朝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文思敏锐，诗文藻丽，一生中除在福建寿宁县任过五年知县外，主要以著述为务。前后由他编写或改写的著作不下数十种，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冯梦龙主要活动在明朝行将灭亡的前夕，目睹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他除著有《甲申纪事》和《中兴伟略》等著作，来阐发自己对时政的看法外，在人口问题上还明确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主张。他认为“人生二男二女”（《太平广记钞·古元之》），势必造成人口大量膨胀，无法养育，因此“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太平广记钞·古元之》批语）这里，冯梦龙虽然认识不到造成当时人民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但他首先突破了长期以来以“多子多孙为福”的传统思想，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提出了每对夫妇最好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

本书是作者在工作中，一是对碰到的一些情况、问题，总想从理论上、方法上和措施上加以说明和研究；二是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也觉得有必要加以总结；三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如何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水平，感觉尤有必要在理论上作些探讨，摸索出新的经验。工作之余，写了一些思考和总结之类的小文，自1982年以来，慢慢积累了31篇文稿。现将其汇集成这本小册子。也是对自己几十年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小册子收录的文稿，是作者从1982年12月至2004年9月写的，其中，大多数是1988年以后写的。编排是以公开发表的时间顺序为序，除了对几篇文章做了个别修订和更改了个别重复的标题外，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均保留了发表时的原貌。小册子收录的文稿，系作者本人撰写或与他人合作。与他人合作的部分文稿，均在文本加注说明，并借此向合作的同志致谢。小册收录的文稿，时间跨度长达22年之久，再加之由于本人认识水平有限，不妥当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作为一个以“良知”为核心范畴、融摄佛道相关智慧和西方知性精神的形而上学体系，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可以看作是后形而上学时代重构意义本体的一种尝试。这一形而上学以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为最终归宿和内在灵魂，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良知呈现、发用和返回自身的过程，而康德哲学则为这一形而上学的建构提供了主要的问题视域和基本的活动平台。论文以形而上学问题为背景，通过对康德哲学与牟氏哲学的比较研究，在深入挖掘牟氏道教形而上学所蕴含的内在结构的基础上，重构了牟氏的道教形而上学体系，逻辑地再现了牟氏对良知作为意义本体的构筑过程，既指出牟氏对康德哲学的转进之处，也揭示牟氏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对康德哲学的误解，同时也试图彰显这一形上学建构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意义与局限。

本刊为综合性学术性刊物，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倡遵实事求是的学风，鼓励在学术问题上大膽探索，努力创新。本刊登载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论文，距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各学科的专题研究并重。内容涉及以下学科：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古代文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古代史、近代史、史学史、敦煌吐鲁番学、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法律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军事思想史、科技史、美学史、伦理学史、文化史、考古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等。

《袖珍经典诵读》主要根据经典性、思想性、文学性和知名度，兼顾知识性和代表性，来选择篇章。按照这些标准确定下来的名篇，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经过千百年历史的反复筛选而被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共同认定的历史珍品。它们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读篇章。熟读它们，不仅能初步领略中国文化宝库的珍藏之富，而且能对中国文化的精神有真切的了解与体认。

本书叙述的是以李端阳为代表的几代知识分子的“一世浮生，百年沧桑”。它以长镜头的方式，记录了李端阳从“少年气盛”到“老大意拙”的转变历程。作者用异常独特的个体人物命运与历史经历，透视了20世纪近百年的沧桑巨变，以感性的人物遭际折射时代价值体系的变迁。其间不乏画面般的鲜活片段，其翻卷的不单是人情世态、人生记录，还有国恨家仇、民族命运、历史风云……在这些片断中，主人公李瑞阳与王星、文冠茵在赣城防空哨所结盟一节，让读者似乎又走进了那个国难当头、日寇侵华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乐福”三兄弟杀贼、获宝、结义及以后各自身如不系之舟的传奇经历，更具野味十足、扑朔迷离的江湖气；肖武美三兄弟所经历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兴衰际遇读来令人不胜唏嘘，可谓“落地本兄弟，何必同根生”；对肖岳唐的枪决，向读者昭示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金医师的义薄云天与缪宗煌的卑劣行径形成的鲜明对比，又给读者以审美和审丑的快感；新时期李端阳兄弟三人的久别重逢，更是命运无常又有常，“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不言而喻，在作者“不将真事隐去，没有假语村言，贴近时代，忠于生活”的多画面、多层次叙事背景下，宏阔的历史画卷与民族时代风云被轻而易举地隐藏在传统乡村和旧日记忆的缝隙中，并获得了逼真而长久的抒情式凸现。或许，只有这样的缝隙才可以成为读者眼中的“一线天”，通过它，可以瞭望和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成立于二零零五年，其前身为汉达中国古代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中心于一九八八年获香港“大学及理工拨款委员会”资助，并得香港中文大学电算机服务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建立“先秦两汉全部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并编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先秦两汉传世文献数据库”之建库工作已于一九九二年全部完成，“逐字索引”迄今亦已出版合共六十二册。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四年，中心先后获得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拨款资助，开展“魏晋南北朝传世文献数据库”首两期建库工作；复于一九九五年获“香港研究资助局”拨款资助，完成后一期工作，将魏晋六朝传世文献，凡八百种，约近二千四百万字悉数输入计算机。数据库建立后，将陆续编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以便利语言学、文学及古史学之研究。《丛刊》之编纂工作，因涉及文献数目众多，故仍以分期形式出版。首阶段先行处理较常用之典籍，当中举凡未有现成以计算机化数据库编成“逐字索引”之古籍，将优先出版。至于已有“逐字索引”者，将留待次阶段重新编纂出版。中心将搜集有关文献之不同版本，乃至类书如《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引录与今本不同者，详加注释，务求详审，准确无误。

《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全2册）》系唐君毅先生晚年重要作品，作者自西学入手，反观中国文化，入其堂奥，探其精微，进而谋求中西文化、中西哲学之会通。作者自多方面讨论中华人文之精神价值如何于当今世界存在、发展，并如何有所贡献于艺术文化之意虑与主旨，然其终极目的，仍在掘显中华文化之内的精神价值，重整中华人文世界和人文理想。其文由情及理，以理涵情，读之令人感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