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学启蒙经典之“四书”汇编本，包括《大学》、《中庸》的全本和《论语》、《孟子》的节选本，配以拼音、注释和译文。对于古代经典中的精华与糟粕，认识要与时俱进。很多古文经典是永恒的真理，但有些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积极意义，要分清两者的界限，这就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认真加以引导和区分，既要让传统文化精华古为今用、重焕生机，同时又要避免其糟粕扭曲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读物，目前市场上有很多版本，在内容、文字、注音、注解等方面良莠不齐。青岛出版社组织专业人员精心编选适合学生阅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治家格言》、《增广贤文》、《笠翁对韵》、《幼学琼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孝经》等14部经典，按类分别汇编为四册，形成了这套“国学启蒙经典系列读本”。编辑人员在参考多种古代版本基础上，克服了古代汉字通简演化带来的各种困难，多方考证，着实做到了既能体现原版原文，又符合现代汉语通用汉字规范。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中国历史上诸种学问，其中有西洋所谓哲学之成分者，有先秦诸子之学、魏晋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及清人之义理之学。故此小史所述，仅详于先秦诸子之学及宋明之道学。从学科观念的接纳到学科体系的确立，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早期建构作出的努力功不可殁。本书即是冯先生为中国哲学史奠定基础框架、指明方向的一部作品。通过接纳和吸收西方哲学的模式和方法，冯友兰从形而上学、人生哲学和方法论三个角度切入，系统研究了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和名家等先秦诸子，以及周濂溪、张横渠、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宋明道学家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视做中国哲学传承和发展的主流加以梳理、阐释。作者简介：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1918年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西方哲学，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1925年起，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系主任、秘书长、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讲学。194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直至去世。还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职。还先后获得美国普林斯屯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冯友兰教授曾以“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释今古，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纪贞元”总结了一生的学术成就。他继承和阐发了程朱理学的传统，重建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自觉地运用了西方近现代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发掘和阐述，在传统的基础上创建了新体系，推动中国哲学从传统进入现代，并面向世界，开创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新局面，是中西哲学交融的产物，为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篇章，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成为一代哲学宗师。他的主要论著收入《三松堂全集》。目录：序第一章孔子第二章墨子第三章孟子第四章老子第五章惠施，公孙龙，《墨经》第六章庄子第七章荀子第八章五行，八卦第九章佛教，道教与道学第十章周濂溪，邵康节第十一章张横渠及二程第十二章朱子第十三章陆象山，王阳明附录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中国哲学之贡献泛论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之政治社会的背景中国中古近古哲学与经学之关系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哲学

华夏文明的创始人：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的事迹虽茫昧不明，有关他们的传说却并非神话，其中充满着古人的基本精神。本书即是讲述他们的故事，虽非信史，然中国上古史真相，庶可于此诸故事中一窥究竟。 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和创始人，自他之后，文化才慢慢地生长，至周朝大体确定。其后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为道统——文化传统的传授者。周公之后，能发挥中国文化真精神的，就是孔子。钱穆先生为史学大家，其治史注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以求取历史之大义与精神为要旨。本书叶为讲述“黄帝的故事”，其治史风格却一如既往，可为初涉猎上古史者之入门书。

片断：区分君学与国学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前夕提出的“君史”观念为这些士人提供了一个诠释的方向，邓实、黄节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君学”论。不过，梁启超的“君史”主要是指以历代正史为代表的整体中国史学，以与尚未出现的“民史”相对应，其结论指向中国“无史”；而国粹学派的“君学”则是和先已存在的“国学”相对应的全体学术之一部，若抑此扬彼，仍不无“复兴”的可能。如此将传统学术划分为“君学”和“国学”两大部分并以春秋笔法明其褒贬，实际是一种重构中国学统的尝试，尚有相当程度的建设意味；不过，正因为“君学”是借鉴以破坏为主要特征的“君史”论而产生，它随时也可能导致中国“无学”的结论，这一走向在学术与物质层面的“实用”紧密联系起来之后日趋明朗。梁启超于1897年提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虽然还有“二通”等昔人相对不甚看重的第二手著述近于“国史”，这一断语仍将中国主要史籍几乎横扫殆尽。梁氏“君史”之含义，即谓历代修史者其意不在国之强弱和民之生计，“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国、长子孙，如斯而已”。在此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他对中国过去尚有近于“国史”者也几乎不再提及，而是进一步发展了“君史”的负面含义，并干脆直言中国“无史”。

本书为作者于1931年所撰写之讲义，上自秦人一统之局，下至王莽之新政，为一尚未完编之断代史。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秉其一贯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史学要旨，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秦汉两代的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指呈了中国历史上这一辉煌时期的精要所在。诚如作者所言，“学者就吾所讲，退而循诵马班两史，庶有窥乎秦汉两代史迹之大概。即有精治马班原史，涉猎吾书，亦足供讨论钻研之一助。”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锡人。191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在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本书为作者于1931年所撰写之讲义，上自秦人一统之局，下至王莽之新政，为一尚未完编之断代史。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秉其一贯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史学要旨，？钊肭吵龅厥崂砹饲睾毫酱恼巍⒕谩⒀鹾臀幕赋柿酥泄飞险庖换曰褪逼诘木凇３先缱髡咚裕把д呔臀崴玻硕新戆嗔绞罚锌跚睾毫酱芳Ｖ蟾拧＜从芯温戆嘣罚媪晕崾椋嘧愎┨致圩暄兄恢！？

《西南古籍研究（2004年）》集西南地区诸位著名的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于一体，展现了西南文人对古籍，尤其是西南古籍深彻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真知灼见。同时，通过这些篇章，也映射出了西南悠久而灿烂的文化文明。对于古籍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以史话的形式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三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合水史话》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记述了合水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史、神奇诱人的名胜古迹、可歌可泣的烽火岁月和历史人物的辉煌业绩，内容翔实严谨，图文并茂，对人们进一步了解合水，加快开放开发，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本书所述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集又曲中筋节，闲中著色，精神百倍，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

本刊的稿源虽然受到学术评估体系的严重冲击，但因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倾情支持仍可维持。除了几位知名的或业已成名的学者继续惠赐尊稿之外，本刊收到一批刚登上学术拣台的年轻的博士、硕士们的新说之作。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作者，大大增添了继续辩好《新国学》的信心和勇气。本卷的内容涉及到文学、历史、宗教、民俗、语言、文献整理等学科，其中不少文章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本卷仍保持着重视宗教舆文学关系系研究的一贯宗旨，罗甯、武丽霞的考证关涉道教舆小说的若干问题，陈自力的文章则通过宋僧狎妓纳室的风气从侧面提示了诗僧文字禅出现的原因。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通俗演义》，又名《三国志》、《三国志传》、《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三国英雄志传》、《三国全传》。元末明初罗贯中所作。本书取材于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历史。起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一八四）黄巾起义，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迄于晋武帝太康元年（二八○）王浚平吴，三分归一统。主要描写三国时期尖锐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了曹操、诸葛亮、关羽等众多人物形象，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这段逐鹿争雄、纵横捭阖的历史。本书主要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文，以及范晔的《后汉书》、元代《三国平话》和历代有关传说，经过综合熔裁，再创作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