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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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斋集宋·杨万里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 “朕临御已三十馀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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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清)乾隆三十九年诏廷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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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说·书经集传宋·黄度、宋·蔡沈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 “朕临御已三十馀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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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同集(明)李梦阳、撰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著作。《空同集(集部76)》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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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钞(清)吴之振编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末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12237 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于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十余年,共抄出七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临御已三十余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责成王际华、于敏中负责此项事务。至乾隆四十三年,《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按照乾隆帝的意愿,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搞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室。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嗣后,大江南北兵祸连绵,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以及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相继遭劫。七阁《全书》仅有三部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另有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毁而未尽,得以据它本补足。而藏于搞藻堂的《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硕果仅存的世间孤本。搞藻堂位于乾清宫北,本为皇帝个人休息之所,他人根本无从涉足其地,所以,人们对于《荟要》所知甚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又把《荟要》裹到台湾。 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五百册。由于《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荟要》有着《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首先,书品精美,质量上乘。如前所述,《荟要》几经战火,已经是天壤间硕果仅存的珍品,不惟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这部丛书的编纂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修书务求精美而不计资费,因此,《荟要》的书品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 界。据目睹此书的台湾学者说,《四库全书荟要》“字体端严劲挺,纸白墨润,装潢考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世界书局的影印本中得到证实。其次,选编精审,卷帙精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佚书,其结果必然是卷帙浩繁,“检玩为难”,而《荟要》的编纂却是为了供皇帝一人御览,故其旨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四库全书荟要》的体例一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所收图书数量却仅为《全书》的七分之一,计四百六十三种,其中,经部一百七十三种,史部七十种,子部八十一种,集部一百三十九种。总计二万零二百八十八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所选图书均为先秦至于清代久享盛名的图书精品,其思想学术、义理辞章俱属上乘。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菁华尽备于斯。再次,内容真实,少经删篡。自康熙时兴起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统计,仅乾隆一朝,文字狱便有一百三十余起。对于清代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忌讳的便是图书文献中有不利于清王朝统治和诋毁满人的文字。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乾隆帝在诏令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同时敕令对图书的内容严加审查,收入《四库全书》图书中有关华夷之别的思想言论,均被四库馆臣肆意删改,在这一意义上,清修《四库全书》,虽对于保留、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贡献,但与此同时,《四库全书》中也有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由于《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因此,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务求完整,至少没有大量删改的必要。由于这一原因,《荟要》收入图书种类虽然仅仅是《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却近乎《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荟要》确实远远胜于《全书》。第四,校勘翔实,版本珍贵。《荟要》编纂过程中据以缮写的底本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内府刊刻本,这些刻本主要来自于清内府图书刊刻机构武英殿,二是内府藏历代善本和钞本,三是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在民间征求到的佚书,在内府藏本和民间奉献的遗书中自然不乏宋元时期的旧本。再由于修书馆臣和誊录、校对的人员都具有相当的学识,他们缮写精细,校勘、核对精审,从而使得《四库全书荟要》绝少错谬之处。据统计,《四库全书荟要》用来校勘的图书达五百余种,其中宋本六十二种,金元刊本六十三种,明刊本二百八十八种,清刻本五十种,此外还有《水乐大典》本十八种,仿宋钞本七种,稿本一种。时至今日,《荟要》据为底本的许多宋元刻本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更显得《荟要》版本的珍贵。由于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一睹《四库全书荟要》的真容。因此,吉林出版集团对《荟要》的影印出版,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丛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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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 搜神后记(东晋)干宝,陶渊明暂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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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历象考成清·圣祖仁皇帝御製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 “朕临御已三十馀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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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元)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接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进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最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