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信札

　　潘年英的小说是哀伤的流水，温暖的夕阳，思念的野草和山间的小路。当一幕幕时尚流逝之后，当一局局争夺了钱，这样的小说还将默默地与人们一道远行。——韩少功潘年英以自己故乡为背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侗乡农民生活的图画，它是否带有几分怀旧感？或许有些。在我看来，这位作家更多地是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具有独创性的创作来展示侗乡农民的文化，来观察最基本的农村社会，来思考传统习俗的保护和继承。潘年英的写作，显然具有一种边缘性质，其属于中国文化边界旁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这种文学有其独到的魅力和价值。——（法）安妮.居里安我差不多到中午才回到家，这时猪早已侍弄好了，伙房里几位帮忙的屠夫正在吃泡汤，其中一位大约喝了不少酒，有些醉意了，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并叫我去跟他们吃饭。我认得出他便是我父亲过去的酒友之一，一个叫老灵的顶没出息的庄稼汉，昨天晚上我才听母亲说，他的两个刚刚长大的女儿被同村的老元拐卖到浙江了，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母亲抱怨我去了哪里这半天也不见影子，说一家人到处找我吃饭找不到。侄儿丁丁和当当报告说我去了屋背坡，母亲叨念说我每次回家都要去屋背坡转一圈，那屋背坡难道有好风景？我不理会她们，自个儿躲到客房里去。Nyo，我现在要告诉你这新房子的故事，这是我和父亲一起修起来的，说起来并没有多少年，但现在却也颇显陈旧了。那时候我还在天柱念高中，暑假回家，父亲便叫我跟他一起到遥远的“高他塘”去砍木头，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些伐木的日子。天一亮我们就出门，一直砍呀砍，砍到中午太阳当顶，二弟和母亲才为我们送来米饭，但丢下斧子我就躺倒了，明知肚子饿得厉害，却无胃口去吃饭。看着我手上肩上的那些血泡，母亲心疼得流了泪，她劝父亲不要叫我砍木头了，说我还是孩子，造孽。可父亲说：“他不做谁做？请人做不要钱？”又说：“我像他这样大的时候，比这大几十倍的木头都砍过了。”又说：“做来还不是他们坐，你怕是我坐？我坐现在这栋就够了，我是怕他们三兄弟以后打架，才来吃这份劳苦。”“坐”就是“住”的意思。在整整一个夏天里，我就这样一直跟着父亲砍木头，剥木皮，扛木回家，累得像死去一回似的，但并不抱怨，我那时有一种决心，便是立誓要当盘江地方最让人看得起的农民，因为那时我对于考大学还没有丝毫的希望，尽管我也好学，勤奋，且十分地巴望着能跳出农门，但一切都还十分缈茫，班上五十二位同学，我的综合成绩排在二十名之后，而老师说，只有进入前八名，考大学才有希望。父亲看着一身伤痕的我说：“要想过安逸日子，那就只有一条路，读书，考大学。”考上大学又怎样？我那时竞连设想也无从设想。父亲说：“考上大学，那就是国家干部了，吃皇粮，坐印子屋，不晒太阳不淋雨，像你庚爸运中一样。”“印子屋”就是“砖瓦房”。“庚爸”就是与父亲“打同庚”做结拜兄弟的朋友。运中是他的中学同学，两人关系非常要好，父亲后来因为奶奶病故而中途辍学，运中却读书出了头在凯里一家机械厂当了干部。那人有一年来过我家，我第一次在他那里看到了香皂，他管它叫“洋碱”。现在想来，那真是很遥远的事了。一年后，新房立起来了，就是我现在住着的这栋，也是三间三进的大房子，不过这次我们是修在平地里的，不再吊脚，用我们盘江地方话说，就叫“地屋”。比起吊脚的“楼屋”来，“地屋”的好处是进门不再爬楼了，楼下也少了鸡鸭猪牛等牲畜粪便的臭味，但“地屋”潮湿，痛风湿的人坐不得，现在我妈就一天到晚喊脚杆痛，就是坐地屋闹的。但在我看来，坐地屋最大的不方便是晚上“起夜”不方便，以前坐楼屋，晚上起夜就直接从窗口上往楼下拉，沙沙沙，落在竹叶上，还给竹子积肥哩；现在坐地屋，没有“楼下”了，得走出大门去茅厕，麻烦。我家新屋的屋基，原是一块菜园，是我奶奶留下的菜园。你知道的，它是这河谷中很奇怪的一个平台，背山临水，正是老屋基山背后大坡的一条余脉，据风水先生说，这屋基是青龙吃水，将来是要出大人物的。我父亲一时就喜欢了，就建了房子。而且房子刚建不久，他便迫不及待地搬进来住了，老屋呢，则空着，几年没人住，老屋的木柱开始发霉，父亲后来便把老屋卖了，据说是卖给了浙江佬，四千块钱。那时我已大学毕业留在贵阳工作。有一年回家看不到老屋，我心里很失落，我觉得父亲不应该为四千块钱就卖了老屋，当然，四千块，在八十年代中期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不用说在偏远的乡村。父亲把钱存在信用社里，他以为从此可以过幸福日子了，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年，物价连年上涨，四千块钱贬值了，四千块已不是四千块了，父亲后悔得欲哭无泪。我现在还记得新屋地基原先的样子，那时园子里有两株橘子树，橘子还未成熟，村里的孩子便来摘，我不让他们摘，我说那是我公栽的橘子你们不能摘。他们说，什么？你公栽的？你喊得应么？反革命家属！你闭上你的乌鸦嘴吧！他们快活地摘着，骂着，而我则默默呆在一旁，心痛地流着泪。后来父亲把那两株橘子树砍了，我虽然很爱吃橘子，但也觉得父亲实在砍得好。园子里一年四季都长着绿油油的青菜。印象里最多的是牛皮菜，牛皮菜放猪油炒，是我童年里最经常吃的一道菜。我放学归来，必在园子里看到母亲的身影，她总是穿着那蓝色的阴丹士林布父母装，色彩很鲜艳，远远就能看见。看见了母亲，就看见了家，也感觉到了幸福和温馨。园子四周塞了木桩做的篱笆，防止牛羊进园糟蹋菜苗。篱笆上爬满各种青藤和牵牛花，都长得太猛，母亲每年要挖掉许多，然后让南瓜藤爬出来。南瓜叶和南瓜花都是可以吃的，用菜油炒，香得要命。南瓜花开得很大，金黄色的，很好看；花开的时候，会有蜂子飞来采蜜，蜂子飞进花蕊里，半天不出来，我们便悄悄把花瓣封了口，蜂子飞不走了，在里面嗡嗡叫，我们便拿来当一件宝贝玩具玩。但有时会不小心被蜂子蛰伤手，很痛，顿时哭得呼天号地，大人却说：活该！一边说，一边却为我们掏耳屎敷住伤口。耳屎能治蜂蛰？我对此事始终心疑。但是奇怪，敷了耳屎后的蜂蛰伤口，果然不大痛了。秋来篱笆上挂满大大小小金黄色的南瓜，奇怪那时贫下中农的子女居然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兴趣，其实他们把这些瓜都摘了去，再骂我们一声反革命家属，谅我们也不敢怎样，还不是眼巴巴看他们拿去！但他们居然不拿！后来来了知青，知青倒不客气，不管是园外的还是园内的，也无论是反革命家属还是贫下中农的，他们照单全收。还好，一视同仁，我们也少一点自卑感。……

　　潘年英，男，侗族，中共党员，1964年10月27日出生于贵州天柱县.1984年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7月—1999年1月，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研研究员、支部书记、编辑部副主任等职。1999年1月调入福建泉州黎明大学人文社科系任教。2003年7月调入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任教。职称为研究员。1993年加入中国作协，为会员。1995年人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有个人专著十余卷问世，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著作有《民族、民俗、民间》、《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扶贫手记》、《木楼人家》、《边地行迹》、《文化与图象》等。1994年获作协庄重文文学奖，1996年获贵州省政府“茅台文学奖”，1998年获贵州省政府民族民间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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