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真正“赤子之心”的傅雷先生，其手迹切合了中国书法的正脉，其手札与手稿书法见出的性情人生对于重新看待中国书法的本质与本义也有着巨大的镜鉴与反思意义。

鲁迅在信中骂徐懋庸为“奴隶总管”，“借革命以营私”，并愤怒地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其实，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与你无缘的人，你与他说话再多也是废话。但凡与你有缘的人，你的存在就能惊醒他所有的感觉

在我看来，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码事儿，小说最活跃的因子往往只在断裂的十字路口绽放。我只是找到了小说《寻找》而已，这并不意味着寻找结束，只要寻找在路上，那就是纪念。

谈短篇小说的妙处是容易的，说它一唱三叹，说它微言大义，说它是室内乐，说它是一张桌子上的舞蹈，说它是微雕艺术，怎么说都合情合理。

笔者通过细读张、胡二人有关著作，试图梳理推测出张爱玲寻夫前后的具体时间，并以此为轴，对照关联其他的零散史料，细察张爱玲寻夫归来后内心的曲折变化，藉此还原出一个更加真实可感的张爱玲

我最看好的是读者评价这个指标，因为它来源于普通读者最直接的阅读感受。阅读背景不同、生活经历各异的读者，给与作品的评价都是发自内心的读后感。

1982年，黄永玉曾劝阔别凤凰多年的表叔沈从文回故乡，原因是“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鸣叫，哪儿都不想去”。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丁玲一生的着装，从中式到西式，再到军装、工农装，基本上是一个性别泯灭、文人气质泯灭的过程，最后那件解放思想的红毛衣，也没能使她的形象真正解放出来。

我们现在谈文学大部分都不谈文学本身，谈文学的成功要么就是这个作家赚了多少钱，得了多少奖，这是今天这个时代造成的。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只因《小说选刊》之约，自我梳理并自行解码——借助无语的书籍，追索文化残存无几的“剩余价值”，追问世态的病症与病因，追填现代人的心灵空洞。

我不知道迪伦对这些负面评价有何看法，我甚至怀疑迪伦根本就不关心这事。将来如果有人硬逼着迪伦表态的话，我猜他会说：我的歌里早就表过态了。

鲍勃迪伦，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