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读书应该回到很自然的状态，它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你随手拿起一本书读就是日常生活一部分，如此而已。

加缪不属于我们对法国文学的这一类想象。贫穷在他的身上——包括写作——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纪晓岚一生才华和学术成就十分突出，他曾给自己写过一首词，其中两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不老泉”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弘一法师在三十九岁送别了自己“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胜愿终成苦行僧”。

从最早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再到引发文学界震荡的《兄弟》，余华的作品更多给人冷酷、先锋、悲观的印象。但出现在现实中的余华，展示得最多的却是幽默和平和。

出狱前，木心听到了母亲过世的消息。在纽约人拍的纪录片中，暮年木心说：我哭得醒不过来。为什么不等到我出去以后才告诉呢，非要跑进来对我说“你妈妈死了”。

我初次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是她的散文，在一九四二年的上海，在几本杂志间，十五岁的读者快心的反应是：鲁迅之后感觉敏锐表呈精准的是她了。

年代或许就是这样，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恍恍惚惚地感受到一支触不可及的强势力量，突然在钳制和指挥普通人的命运。

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大师之一，钱穆完全是自学成才，连中学也没有读完，曾经想考北京大学也不得其门而入。

“比如说，现在外星人来了，我们看到一个飞碟，我找谁去？我跟谁汇报这个东西？谁管这事儿？”

在茅盾的作品中，对社会事件、现实人生的叙述都是客观而理性的，让读者自己去做出价值判断。正如叶圣陶的评价，茅盾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

我们的类型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性还是有所欠缺，往往写得好中国的故事，却写不好中国故事，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没有一个人对目前的环境没有压力，但我们的现实文学作品反映得还不够，在这方面我做得比较早，在时代问题上，各行业都一定要有先锋。

恋爱时他告诉我，16岁时他在云南，常常在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蓝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呀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蓝色。从那时起，那个充满诗意的少年，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自秦汉到清末，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人对日本文化与文学基本就是无视的态度。金庸很传统，继承了这种“上国心态”，对日本文化缺乏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