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见识

陶渊明辞官

读书人以见几有识、察往知来为贵。《易·系词下》有云:“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云:“君子知微知彰。”不能察识于几微处,便是《呻吟语》所说“寻行数墨,是头巾见识”,反之,“能方能圆,能大能小,是圣人见识”。神以知来,能势逐青云之上,智以鉴往,亦能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书才算没有白读。

这样的读书有识之人,可为陶渊明屈一指。

比如陶渊明最后的辞官,便是颇能体察情势之举。彭泽令,他本来“犹望一稔”,即打算干一年,存点钱的,才过了八十天,终于还是辞职了事。这次辞官的理由,《归去来兮辞序》里面说是嫁在武昌的妹妹死了,他“情在骏奔”,这当然只是托辞。妹妹已经嫁人,何劳哥哥为了奔丧而辞官呢?《宋书·隐逸传》的记载则是:“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却颇透露了一些有意思的信息。“乡里小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督邮。督邮的设置,上承汉制,是郡的属官,负责巡视监督下面各县的工作,对官民有问责之权。传统上常用本地出身寒微的人担任之,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做的第一个官就是本贯庐江郡的督邮。《资治通鉴》卷四五记载东汉明帝永平七年时,九江太守宗均“闭督邮府内,属县无事”。胡三省注释说:“郡有五部督邮,监属县。闭之府内者,恐以司察为功能,侵扰属县,适以多事故也。”可见督邮对地方而言,常常会生出许多困扰。而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总结说:“此辈位轻权重,不免检校苛烦,故县长吏常不能容,贤恬者,或解绶去职,激愤者,或鞭之且或杀之者。”只是前人因为督邮辞官、抗命的,总是在被折磨一番后才勃然而拂然。而陶渊明的那位督邮明明刚莅临彭泽,贤与不贤、是苛酷还是是宽和尚未可知,陶公怎么就借口辞官了呢?推测起来,恐怕陶公担心的主要不是督邮其人,而是他肩负之事。陶渊明做的可不是什么太平县令,前一年,桓玄篡位称帝,上一年,刘裕等北府军将领起兵讨伐,到此时战火仍未彻底止熄。《晋书·刘毅传》有记载说彭泽县所在的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属县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调送迎,不得止息”。“役调送迎”,那就是拉丁、出役、征税、供应军队后勤了。《晋书·虞预传》载预做会稽主簿时上记太守:“今统务多端,动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邮。”虞预东晋人,可见东晋时会因为军政事由临时加设督邮,等于紧急督办的性质。想来陶公这位督邮多半是临时派来催督“役调送迎”的。试问陶渊明如何在兵荒马乱、人口锐减的时候完成这个任务?“性刚才拙”的他有这个能力吗?他又能无视良心、硬起心肠去做吗?为之则酷虐于民,不为必自取其辱。与其拜见督邮,领受些不三不四的教命与呵责,何如避而不见,果断解印绶呢?“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此之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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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两首《答庞参军》诗

陶渊明自己把捉得住,对朋友、对时局也看得明白。颜延之作《陶征士诔》,回忆说:“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阂。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句句切中颜延之孤傲耿杰的性格。颜氏一生起伏蹉跎,总不外源于独正之危、至方之阂而已。

对其他朋友也是这样。陶渊明有一个朋友庞参军,某次从荆州出使京城建康,路过寻阳,陶公写诗劝勉云:“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看似好好保重的临别赠语,其中却似有莫大意味。这需要考察诗歌的写作年代和当时政局,前人对此多有误解,这里不妨稍为申说。

陶渊明其实有两首《答庞参军》诗,一首四言,一首五言。五言诗序云:“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欵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杨公所叹,岂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辄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诗有云:“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这是说庞参军和自己做邻居一年多了,两人关系不错,庞应该还写过赠诗。现在庞参军要远行了,陶渊明依依不舍,作了答诗,以为临别之赠。庞参军为什么要离开,去了哪儿,诗中却没有交代。幸好有另一首四言的《答庞参军》,事情才算有了眉目。四言诗序说:“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诗里言道:“嘉游未斁,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岂忘宴安,王事靡宁。”这样就清楚了,庞参军是春天的时候去了江陵(江陵是荆州刺史驻节之地),做荆州刺史、卫将军(简称卫军)的参军。转眼到了冬天,他受命使都,路过寻阳,与陶公又有了诗歌酬唱。事情的玄机,正与这位卫将军有关。

陶渊明晚年,做过卫将军的有宋初时的王弘和谢晦。清代陶澍认为其人是王弘,两首《答庞参军》做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逯钦立先生则主谢晦说,认为二诗做于诗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后人笺注陶诗,非从陶,即从逯,但仔细考察,恐怕要认为陶、逯皆非,这两首诗应写于元嘉二年(425)才对。

驳陶澍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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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陶渊明年谱考异》

陶澍的意见影响最大,不妨先鸣鼓而攻之。在《陶渊明年谱考异》中,陶澍说景平元年春,卫将军、江州刺史王弘命庞参军出使荆州,去见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到了冬天,庞参军又转受刘义隆的命令出使建康。五言诗是庞春天离开寻阳(江州刺史驻节地)时陶渊明所写,四言就是冬天再见时所作。这首先就与陶诗枘凿不合。五言诗序说:“欵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且为别后相思之资。”诗则云:“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分明是庞参军转官他处,两人即将长相别离的口吻,所以陶渊明才说,您多珍重,不知道下次相逢是何年月了。如果庞仅仅是奉使从寻阳到江陵,两地相隔不远,使毕即返,陶诗这样珍重惜别,未免过分小题大做,把写诗当成儿戏,太不合乎诗中情境。

再看看历史记载。王弘于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9)至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间为抚军将军、江洲刺史,永初三年(422)进号卫将军,刺史如故,至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八月,进号车骑大将军,而卫将军则授予了新任荆州刺史谢晦。据《宋书·百官志》,卫将军一人,即并世只有一个卫将军,如果这个卫军参军是王弘的僚属,那么这两首诗只能写于永初三年或景平元年(423)。作为王弘的属官,庞参军去荆州的目的是什么,他怎么又转受刘义隆的命令出使建康,这显然是件非常奇怪的事,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陶澍于是发挥了大胆的想象,加上不小心的论证,给出了一个离奇的解释。那个时候,有一场政变阴谋正在展开。宋武帝刘裕临崩前,遗命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辅佐时年十七岁的长子义符,即少帝。史书载少帝荒淫无度,实在没有人君之相,徐、傅、谢于是动了废立的念头,并在少帝景平二年(424,按:是年八月改元元嘉)发动政变,废黜并杀害了少帝及其二弟庐陵王义真,迎立刘裕第三子义隆,是为文帝。废立的事,王弘似乎是与闻的,但也仅仅止于事前知情,并未太多卷入其中。《宋书》的《少帝纪》和《王弘传》记载说王弘是景平二年夏五月,“徐羡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王弘到了京城,政变紧接着就发生了,所以《宋书》说“徐羡之等以废弒之罪将见诛,弘既非首谋”云云。为什么要强调王弘不是首谋呢?因为文帝即位不久,即将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诛戮。如果王弘也是政变的核心人物,何以丝毫不受牵连,反被旋即重用?可见《宋书》关于此事的记载明确且可信。偏偏陶澍不信,他抛开《宋书》《通鉴》,异想天开地提出存在一个政变集团,除了徐、傅、谢三人,王弘、刘义隆也是该集团的核心。陶澍说正是王氏向徐羡之等人推荐立义隆为新帝,又主动与义隆通声气。景平元年时,庞参军是作为信使在寻阳、江陵、建康三地之间往来,事先与义隆、徐、傅等联络。如果前述史书记载可信,王弘是五月朝觐才知道政变消息的,他当然不可能春天就派使者四处密谋。假设陶澍之说成立,那身为王弘的使者,庞参军通使江陵之后,他不回寻阳,将义隆的态度与答复回报主上,而选择一直在荆州待到冬天,再作为义隆的使者去京城,这岂不奇哉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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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

从历史记载看,王弘不是首谋,刘义隆更是毫不知情。《宋书·王华传》载刘义隆“入奉大统,以少帝见害,疑不敢下”。《南史·到彦之传》:“及文帝入奉大统,以徐羡之等新有簒虐,惧,欲使彦之领兵前驱。”《宋书·王昙首传》也记载说:“太祖入奉大统,上及议者皆疑不敢下,昙首与到彦之、从兄华固劝,上犹未许。昙首又固陈,并言天人符应,上乃下。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台所遣百官众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参军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带者数旬。”综合以上各处记载,刘义隆因为听说少帝及其仲兄义真被杀,非常忧虑害怕,不敢东下即位,勉强答应后,开始还打算派亲信领兵前驱,以防偷袭。东下路上由自己部下的文武官员严密护卫,不允许京城派来的人员接近半步。疑虑害怕成这样,这是事先参与阴谋,准备篡兄自代的行事做法吗?

陶澍知道与史不合,所以曲为解释说:“特其事秘,外人莫知,故史不载耳。”这算什么考证呢?退一万步,姑且接受这一解释,也仍然存在扞格之处。废立帝王是天字一号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那庞参军一定要是王弘的心腹亲信,才可能受命出使江陵。但他并不是刘义隆的部下,怎么可能又受义隆之命出使建康?如果说庞迅速取得义隆的信任,马上又变成其亲信,此人可谓人杰。王弘元嘉三年即被征召赴京任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这在东晋、刘宋,是执政大臣的专门职位。而刘义隆更成为著名的宋文帝。试问,同时身为宋文帝及其宰相王弘的心腹亲信,参与了篡位秘政,建立了不世之功的人杰,这样的一个庞某某,居然在所有的史书中不见其踪影,连个名字都没留下,这可能吗?这符合中国的史学传统吗?早一千年,有介之推,他和庞参军比,功劳不若,苦劳过之,他虽然不被封赏,至少名字和事迹还原原本本被史臣记载下来了。义隆、王弘其他的亲信都见载于史书,偏偏功劳最大的庞参军被抹掉了,真比介之推还冤。为了不让事情显得太过离奇,我们只能认为陶澍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驳逯钦立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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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钦立

陶澍之说不能成立,再来看逯钦立先生的结论。逯先生发表于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上的《陶渊明年谱稿》,以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逯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所附录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都把系两首《答庞参军》系于宋文帝元嘉元年。《年谱稿》说:“诗云: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岂忘宴安,王事靡宁云云,知庞为卫军,乃事荆州刺史。案宋初以卫军为荆州者,仅谢晦一人,又《宋书·文帝纪》云:元嘉元年八月癸卯,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晦,进号卫将军,知庞氏此春乃以抚军参军,赵(笔者按,应是“赴”)江陵之任,渊明以五言诗送别。至冬则以卫军参军,衔命使都,渊明又有四言之赠遗也。”逯先生认为这个卫将军是荆州刺史谢晦,是对的,但他把时间线搞错了,除了他引用的《宋书·文帝纪》,还应该再去翻查一下《少帝纪》《谢晦传》,或者《资治通鉴》。

《宋书·少帝纪》明确记载着,景平二年五月乙酉,谢晦率兵入宫,废少帝。同书卷四十四《谢晦传》云:“少帝既废,司空徐羡之录诏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雝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诸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虑太祖至或用别人,故遽有此授。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节,依本位除授。晦虑不得去,甚忧惶,及发新亭,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寻进号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进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让进封。”整个事件经过是,谢晦五月先在京城参加政变,之后徐羡之担心刘义隆即位后转而任用他人,因此委派谢晦到荆州接任刺史,占据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内外联合,以便新帝即位后巩固权势。谢晦开始还担心文帝不答应,后来文帝不但同意了这一任命,还加了他的官爵,由抚军将军进号卫将军,以安定徐、傅、谢等人之心。《资治通鉴》将谢晦的出镇系于元嘉元年八月庚子之后,大致可信。这样,按照逯先生的说法,庞参军于本年春天赴任荆州,作谢晦的抚军参军,冬天转以卫军参军的身份出使。可是春天谢晦还在京城建康准备政变,那时的荆州刺史还是刘义隆,那只可能是去做刘义隆的参军。可是义隆是将自己的部下都带到京城的,怎么可能放着从龙的好机会不干,又随着谢晦返回荆州呢?

可以确知的是,庞做的是卫军参军,地点是荆州的江陵。再梳理一下时间线索,元嘉元年(424)八月,谢晦赴任荆州,元嘉三年正月,文帝讨伐谢晦,庞参军作为卫军参军,春天赴任荆州,冬天出使京城的唯一可能时间只有元嘉二年了。这才是陶渊明两首《答庞参军》诗的写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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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钦立《陶渊明年谱稿》

另外四言诗“大藩有命”中“大藩”一词也需要稍加说明。“藩”的本义是篱笆、屏障、护卫,后来有一项常用义是封藩建国和藩属的封国、属国。因此陶澍特别强调了一句:“非宜都不得称大藩也。”逯钦立先生从而辩称说:“谢晦镇江陵,已进封建平郡公,与大藩者亦无不合。”二位都是着眼于刘义隆、谢晦的王侯身份加以申说,其实不必。魏晋以来,因为刺史所辖域广兵多,又往往久任其地,有一定自主性,也常被以“藩”相称。如《三国志·蜀书·许靖传》有云:“张子云昔在京师,志匡王室,今虽临荒域,不得参与本朝,亦国家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裴松之注说:“子云名津,南阳人,为交州刺史,见《吴志》。”这是称交州刺史为藩。《晋书·五行志上》载称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二月,王恭为北藩,八月,庾楷为西藩”。查同书卷九《孝武纪》,太元十五年二月,封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卷八十四《虞楷传》称楷“代兄准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这是称青州兖州刺史为北藩,称豫州刺史为西藩。又《梁书》卷二十七《明山宾传》,称山宾曾“出为持节、督缘淮诸军事、征远将军、北兖州刺史”,后来昭明太子称“明祭酒虽出抚大藩,拥旄推毂,珥金拖紫,而恒事屡空”云云。这个“大藩”用例再明显不过,是对刺史的尊称。陶诗中的“大藩”也就是对荆州刺史的尊称。荆州刺史在当时的权势之重,仅次于扬州刺史,在诸刺史之上,称大藩再合适不过,不必如陶、逯二位那样节外生枝。

政治的风险: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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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刘义隆

这位姓庞的朋友是在元嘉二年冬天奉命使都的,离宋文帝出兵讨伐谢晦已为时不远了。陶渊明对时局岂能无所洞察?陶澍曾提道:“观四言末章云:‘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此必先生阴察参军使都,当有异图,故以慎终保躬勖之。”按照陶澍的密谋政变说,如果连史书都不曾记载的阴谋被陶渊明觉察到了,那陶渊明的政治嗅觉可谓超一流,这显然不可能。但是陶澍的意见却提醒我们,陶渊明诗句中可能的确有深意。谢晦的命运堪忧,眼明者自知。《宋书》卷五十七《蔡廓传》载:“谢晦将之荆州,与廓别,屏人问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也。’”蔡廓说,谢晦虽有立新君的大功,但他杀了新君两个亲哥哥,不但功高震主,而且狠毒也震主,更不知谦退,想通过保持军事威慑的方式巩固权势,历来新君政治上能掌控大局之后,一定会清算先朝旧臣,重用自己的新人,更不要说内外勾结、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旧臣权臣,那一定是要除之而后快的了。这一点,读史有识之人不会不明白。而且,东晋士族权势胜过皇权,晋末孝武帝以来,尤其刘裕掌权之后,打击士族,伸张皇权的行动,也是彰彰可见的。前车不远,陶渊明二十多岁时,谢安、谢玄等人虽有淝水之战的大功,仍然被晋孝武帝压制、打击,不久都郁郁而终,这是他亲眼所见。谢氏家族后来的代表人物谢混又因为支持刘裕的政敌刘毅,而为刘裕所杀,这也是陶渊明亲眼所见。陈郡谢氏家族在晋末宋初的政治斗争中,作为士族代表,一直备受打击,谢晦不知韬晦,反而锋芒毕露,他的命运早已注定。现在庞参军效力于谢晦,结局将会如何呢?

《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善始善终,从来都是难事。陶公在临别之际提醒庞参军“在始思终”、“以保尔躬”,不正是“鲜克有终”之意吗?君本佳人,与我诗酒相呼,促席道故,娓娓平生,而今要热衷政治,就该逆料政治的风险。今日意气洋洋,明日不免失志惶惶,何如我“静寄东轩,春醪独抚”呢?庞参军的结局不可知,一个连名字都传不下的小官吏,能好到哪里去呢?五代江为,被杀前吟诗:“街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那是想退已经来不及退的人们最后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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