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简略的历史记载来看，佛陀去世后不久，便有一次大型的长老集会，目的是结集教法与戒律，使用的标准语言被称为"经典语言"--巴利语（Plibhasa）。百年之后，这些结集的教法便成为巴利藏经的核心，是后来佛教各派的共同基础。一百多年后，又进行了第二次结集，再次检视一切教法，试图调和各方意见。不过，结果是造成僧伽的第一次重大分裂。多数僧伽希望改变其中一些规则，包括允许出家人使用金钱。
少数团体对于这些可能的改变抱持谨慎的态度，他们宁可这么想："嗯！不管它是否有意义，我们希望按照佛陀与他原始弟子们的方式去做。"那些小团体据悉是由长老（巴利语thera，梵文sthavira）们所组成。又过了大约一百三十年后，逐渐形成了上座部，其字面意思是长老们的说法，那已成为其一贯的宗旨。这种传统的特质可以如此形容："无论好与坏，那都是佛陀制定的方式，因此，那也是我们要做的。"它一直拥有这种特殊的保守特质。
如同一切传统宗教与社会团体，一段时间后，佛教出现了许多派别。据传在佛陀灭后两百五十年，在印度阿育王的统治时期，对于佛陀教义持有不同见解的教派与传承，总共有十八个，也许还更多。在斯里兰卡也建立了一个传承，由于地处偏远，恰好避开印度的文化动乱，那是婆罗门教的复兴运动，以及从西方到东方的宗教冲击，这些全都造成了佛教思想新形式的崛起。这传承以它自己的方式发展，较少外来的输入与刺激。它发展出自己对巴利经典的注解与诠释，重点不在于发展新观点以面对其他信仰的挑战，而是增加对巴利经典细节的探讨。有些以譬喻为主，是为了吸引一般社会大众的心；有些则较哲理化与形而上化，诉求的对象是学者。
上座部佛教就是如此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尽管印度次大陆上有战争、饥荒与其他文化动乱，上座部还是保留原貌至今，主要是因为它最初是在一个比其他地方都更安全的避风港--斯里兰卡岛上建立的。虽然其他佛教部派也在此弘传，不过，上座部佛教始终是该岛的主要宗教。
该传承最后传播到南亚地区，传教士在不同时期从斯里兰卡与印度出发，到达泰国、柬埔寨、老挝，后来再从这些地方传入西方。上座部在这些地区传播时，仍维持以巴利藏经为信仰主轴的传统。当它在新国家建立时，始终对原始教法保持强烈的尊重与敬意，并尊重佛陀与原始僧伽--最早的林住比丘们的生活形态，这模式就如此被代代传承下来。
森林传统的衰退与复兴
显然，千百年来政治情势起起伏伏，不过这传统始终维持不坠。当斯里兰卡的宗教出现危机时，一些泰国比丘就前来扶持；而当它在泰国衰退时，一些来自缅甸的比丘则前来挽救--数百年来，他们一直都相互扶持。因此这传承才能持续，且仍保有大部分的原始面貌。
除了衰退以外，这些循环的另一个层面是关于成功的问题。经常，当宗教顺利发展时，寺院会变富有，整个系统接着会虚胖与腐化，然后被它自己的重量压垮。此时，就会有个小团体说："让我们重新回到根本上！"他们出离世间，进入森林，恢复遵守律法的原始标准，修习禅定，并研究原始教法。
注意这个循环很重要：进步、过度膨胀、腐化、改革，这过程在其他佛教国家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中国的巴楚（Patrul）仁波切以及虚云老和尚（两者都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两位杰出人物的生活与修行，完全符合森林传统的精神。这两位大师选择过最简单的生活，且严格持戒，都是拥有高深禅定与智慧的老师。他们极力避免阶级与俗务的牵绊，通过智慧与戒德的纯粹力量，发挥深远的影响力。这也是泰国伟大森林阿姜们典型的生活形态。
十九世纪中期以前，泰国佛教有各式各样的地方传统与修行，但精神生活则普遍堕落，不只戒律松弛，教法也混杂秘咒与万物有灵论，且几乎不再有人修定。除此之外，也许最重要的是，学者（不只是懒散、无知或困惑的比丘）所持的正统意见，皆认为在此时代不可能证悟涅槃，事实上，甚至连入定也不可能。
这是振兴森林传统者拒绝接受的事，也是导致他们被当时大长老僧伽会视为异端与麻烦制造者的原因，其中许多人（包括阿姜查），受到他们自己上座部传统内多数研经比丘们的鄙视，因为森林比丘们主张"你无法从书本中得到智慧"。
关于这点有必要多加阐述，否则读者或许会质疑，为何阿姜查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研究--特别是上座部被认为是最尊敬佛语者。这对泰国森林僧的描述是个关键：决定将焦点放在生活风格与个人体验上，而反对书本（特别是注释书）。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想法过于放肆或自大，或可能是不学无术者的嫉妒表现，除非他了解到，学者的诠释正在将佛教带入黑洞中。总之，那是种有助于心灵的改革的情况，正是这种肥沃的土壤，促成森林传统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