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能力的成本。同样一个企业，任用不同能力的领导者，其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不同的。比如某一位领导者负责经营一个企业能够实现年盈利1 000万元，似乎很不错，但若是换了另一位领导者却可能实现年盈利2 000万元；或者某一位领导者经营一个企业年亏损1 000万元，似乎他能力不行，但若是换了另一位领导者却可能年亏损2 000万元。所以说，领导者综合素质的高低，决定企业盈利水平的高低；领导者个体能力的差异会带来企业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因此，在用人上我们应该大力提倡“优中选优”，而不仅仅是选用合格、称职的干部，要努力追求选用更好、更优秀的干部。问题是：选用合格、称职的干部不算用人失误，所以很难做到选用更好、更优秀的干部。这致使我们的用人决策者，有理由在客观上、甚至是主观上就不去选用更好、更优秀的干部。如果选用相形见绌、甚至素质能力较差的干部了，付出的经济成本会更多，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会更大。
第三，待遇的成本。国企领导者的待遇像座冰山，永远在表面看不见的地方隐含着巨大的一块。所以，国企领导岗位不仅是管理岗位上的人员所企羡的岗位，而且是很多专业技术人员所向往的岗位。这也就是国企专业技术力量始终得不到很好培植和积蓄的原因之一。国企领导即便退下来了，待遇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这种待遇上的优厚既体现在正常的职务消费上（其实很多所谓“正常”的职务消费并不正常），更体现在特权上。关于特权这一点就不展开说了。更严重的是，国企干部“上易下难”，并且领导层级越多、领导职数越多，这种经济成本就越高，且长期居高不下。
再说政治成本。政治成本的特殊构成也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稳定的成本。包括安全、文明、清廉、和谐的成本。国有企业是国家的经济柱石，国民经济的命脉，国企的领导者责无旁贷地肩负着发展经济的经济责任、维护稳定的政治责任、促进和谐的社会责任。提拔和使用一名干部，要以这名干部是否具备能够履行好这三大责任的素质和能力为标准。仅考虑其中一条是不够的。事实上，因为往往只考虑到提拔和使用的干部是否具备发展经济的能力，而忽视了干部的维护稳定和促进和谐的能力，结果给企业和社会制造很多麻烦,留下许多后患,甚至造成巨大损失的事情是很多的。这是在用人上付出的最大的政治成本。也就是说，如果一名国企领导者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文明生产、不能做到依法经营、不能保持清正廉洁、不能努力构建地区和谐，那么企业将为提拔和使用这样的干部付出巨大的政治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