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其实我多少次想要逃跑，差点就跑掉了。"鸟说。随后用不自觉的压抑着遗憾心情的语调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生存，最终似乎不能不受正统的生活方式约束，（しかし、この現実生活を生きるということは、結局、正統的に生きるべく強制されることのようです）即使有意想掉到欺瞒的圈套里去，不知不觉地，也只能拒绝它。就是这样吧。"
一般说来，"正统"常常意味着和异端、反叛相对的传统，但在大江的表述脉络中，这一词语却另有内涵。在《广岛札记》里，大江势曾多次使用过这一词语，他把重藤大夫称为"一个正统的人"，把广岛那些"既不过分绝望、也不抱有幻想"、"敢于和毫无胜利希望的严酷现实杭争"的人们称为"正统的群体"。但大江没有把"正统的人"写成"圣人"，他批评那种希望在广岛找到"圣人"的做法是出自"违背自然规律和不负责任的旅行者心态"，在具体描述广岛人和灾难杭争中表现出的动摇、苦恼乃至半途而废的情形时给予了同情的理解。从这样的意义上，鸟似乎也可以归入"正统的人"行列，至少可以称为是走向"正统"的人。虽然《个人的体验》与《广岛札记》题材、文类都大不相同，但两者之间无疑存在许多内在的联系，《个人的体验》的关键词语乃至作品主题，要和《广岛札记》对照阅读才能获得比较贴切的解释。
《个人的体验》于1964 年出版后即获得新潮文学奖，但对作家把鸟和残疾儿共获新生作为小说结局的处理方式，却出现了异议。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曾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一事情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写给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据笠井洁分析，三岛主要不满大江通过鸟的突然转变轻易解消了人物认识与行为的二律背反式命题，而这一命题，恰是三岛长期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参见笠井洁、柄谷行人的对谈《关于"结局"的想像力 》，日本，《 国文学 》 杂志第 35卷第8号）。当时，大江也曾著文反驳，但主要从小说写法上立论，强调《个人的体验》绝大部分篇幅都在描写鸟彷徨、动摇、企图逃避责任的心理，所以，结尾应该出现一个意外的结局，这是一种"反高潮"的写法（大江健三郎《 另外一个＜个人的体验＞》，日本，《文艺》 1965 年2月）。
实话实说，对于经历了"文革"的中国读者来说，对《个人的体验》这一结尾，接受心态也是很复杂的。因为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反思"革命文学"长期形成的叙事模式："大团圆"结局。但我们读《个人的体验》，明显获得了与中国僵化的"革命文学"叙事中所见到的虚假浪漫的"光明的尾巴"完全不同的感受，获得了特别的心灵震撼。这种震撼力量从何而来呢？
若干年后，当大江重新回顾当时的状况时，曾从自己的精神形成史角度对《个人的体验》进行了阐释。他说，面对残疾儿子出生这样的现实，自己从大学时期所接受的欧美文学知识，特别是以萨特存在主义为主导的精神训练突然显得苍白无力，他重新学习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重新建构自己的精神。《个人的体验》就是他思想中存在主义解体和精神重构过程的产物（参见大江健三郎《致北京的年轻人》，2000年9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
结合大江的整体创作历程看，《个人的体验》确实是一个转折的标志，那个近乎"大团圆"的结局，并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技巧上的特殊的"反高潮"，而是大江的思想转变在文学上的表现。如果联系到前面引述的萨特对自己《恶心》等作品的反省，以及萨特的反省对大江的触动，似乎可以说，《个人的体验》的写作，特别是结尾的处理方法，凝结着大江对存在主义的反思与扬弃，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再认识，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这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词中，大江没有谈自己和存在主义的关系，而是特别强调自己所受到的人文主义（ユマニスム）的影响，是我们理解大江先生的思想和文学整体轨迹时应该特别重视的一条线索，这不限于《个人的体验》，也限于他早期的写作，甚至应该包括他的那些充满批评的社会活动。按照爱德华·萨伊德的说法：人文主义不是固守某种经典；人文主义就是批评。并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揭露、发现、自我批评和解放的进程。（参见萨伊德《人文主义的范围》，收《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文版第26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