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不仅亲近萨特的作品，也亲近以斗士的姿态介入社会的萨特本人。1961年夏天，大江应保加利亚作家协会邀请到欧洲旅行，从东欧到苏联，年底到达法国，正巧遇到巴黎民众举行反对政府建立秘密军队（OAS）的示威游行。大江挤进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和法国学生手挽着手前进。在游行的人流里，他发现了萨特。第二天下午，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大江采访了萨特。但根据大江写下的文字看，在采访中两人的话题并不特别投机。其时，大江是日本文坛风头正健的新秀，虽然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但始终把自己定位在文学家上；而萨特则早已完成了主要的哲学、文学著述，正以一个反抗强权的斗士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关心的重点显然在政治。这次会面，萨特完全没有谈论文学，甚至对曾担任他私人秘书的约翰·考刚刚获得贡古尔奖的新作也不置一词，这颇让大江感到遗憾和失望。
关于这次会面及大江的感受，大江健三郎 在《 欧洲的声音·我自己的声音 》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述。在我看来，大江和萨特的这次会面意味他们关系的重建。对于大江来说，萨特不在像以前那样是遥远的经典式存在，跨越漫长的时空，他们走进了同一时代氛围。面对同时代的一些问题，他们的观点明显存在歧异，但大江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萨特的特殊思想魅力。所以，会面以后他仍然关注着萨特的活动和著述。萨特常常成为他做出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参照，反观自身、自我反思时一根锋利的针。在写于1964年的《面对饥饿垂死的孩子，文学有何效用？》（餓えて死ぬ子供の前で文学は有効か）一文中，大江曾就此做了明确表述。这是一篇介绍法国《世界报》登载的萨特采访录以及另外两名作家克洛德·西蒙（クロード·シモン）、依布·贝尔吉（イブ·ベルジェ）对萨特的批评。论争主要围绕文学的目的与功用展开，在回顾自己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的时候，萨特反省自己以前把文学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承认：在饥饿垂死的孩子面前，《恶心》一类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这是萨特的自我批判，也是对所有文学家的工作提出的严峻质疑。而反弹也就由此发生。另外两名法国作家，特别是依布·贝尔吉，在反驳萨特时明确地主张：所谓文学，只能是个人拯救的尝试。这一点，希望能够得到饥俄垂死的孩子的谅解。当时，大江之所以重视这场围绕萨特展开的论争，专门撰文予以介绍，很显然，主要不是出自文学理论方面的兴趣，而是和他自己的思想状态有关。从有关资料看，大江那时的思想也处于仿徨状态，《在饥饿垂死的孩子面前文学有何效用》（日本，《 朝日专刊 》，1964年8 月）一文中他写道：
就我个人而言，比如说，在"新日本文学"的大会报告中被批判的时候，也没有感到被政治与文学密切关联的针刺痛。但是，当我读到去年夏天在广岛核辐射病专门医院前烈日炎炎的广场上以微弱如蚊鸣的声音呼吁废除核武器的患者代表在当年冬末逝世的消息，内心陷入了动摇和混乱。
萨特对文学功用的质疑对大江有深刻刺激。当然，大江没有由此得出放弃文学的结论，而是由此开始以积极的态度尝试有效发挥文学的社会效用。他的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系列随笔《广岛扎记》的写作上。
《广岛才札记》在大江的文学谱系里具有特殊意义。这部随笔汇集了作家60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不仅描述了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们的种种痛苦，还突出表现了广岛人抗拒灾难顽强生存的精神。大江以特别浓重的笔墨记录了核辐射病专门医院院长重藤文夫，他本人就是核辐射的受害者，不仅忍受着病痛折磨，以顽强的毅力研究治疗办法，还为核辐射病专门医院的建设，四处奔走呼吁。大江被重藤的精神所深深打动，他觉得，自己至今为止形成的感觉、道德和思想，都要在广岛这把锉刀上重新敲打，透过广岛这块视镜重新考察。
其实，在广岛采访和写作期间，大江个人生活自身正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危机。1963年6月，他的长子出生，因为头盖骨异常动了手术，手术后智力也不健全，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大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却痛苦不堪，内心深感颓唐，打不起来精神。广岛之行使大江的精神受到砥砺。在写作《广岛札记》的同时，他也以自己的畸形儿出生为素材，写作了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把自己所经历的精神炼狱升华为文学作品。遭受核辐射与畸形儿的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杭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广岛原爆受难者和残疾儿的父亲鸟面临的是同样的课题。残疾儿童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现代人心灵的残疾。《个人的体验》中年轻的父亲鸟（バード）面对残疾儿的现实，苦恼、动摇，甚至想把孩子弄死，最后终于走过心灵炼狱，勇敢接受现实，决心和残疾的孩子一起开创共同生存的道路，在精神上获得了新生。在小说结尾，鸟和他的岳父的对话中，出现了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词汇："正统"。鸟在听到岳父称赞自己正面接受不幸的现实并最终战胜了它的时候，诚实地回答说：
